“如果沿著既往30年發展進程的話，到2014年，中國醫療服務市場上市場化的力量將超過政府的力量。”
 
　　10月31日，在第二屆中美健康峰會上，北京市衛生局副局長雷海潮透露了一項他所參與的關于中國醫療服務市場化進程的研究結果。
 
　　在中國新醫改的討論以及實施過程中，關于政府和市場應該在醫療服務市場中發揮什么作用的爭論一直伴隨左右。
 
　　一方面，由于占市場主體的公立醫院存在“以藥補醫”的趨利行為，造成藥價虛高、大處方等問題，由此而導致的看病難、看病貴被歸結為醫療服務市場“市場化過度”；另一方面，政府對市場準入、藥品和服務價格、醫務人員的流動等醫療資源要素的行政管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醫療服務市場機制的扭曲，并突出表現在醫務人員的勞務價值得不到體現。
 
　　由于兩派在思路和邏輯上的不同，所形成的改革思路也大相徑庭：一方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繼續強化公立醫療機構的公益性；一方則強調開放醫療服務市場，并通過市場競爭的機制來調節醫藥價格、配置醫療資源。
 
　　面對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論，雷海潮采取衛生經濟學的思路，通過具體的指標歸納出了“醫療服務市場化指數”，力圖通過客觀量化的方式來反映中國醫療服務市場化進程。
 
　　“用這個市場化指數考察我國醫療服務市場化的進程，以滿分100分計算，1978年，中國醫療服務市場化進程的指數是20%，2010年則已經接近50%。”雷海潮認為，按照這樣的發展趨勢，中國醫療服務市場的市場化力量在2014年就可以超過政府的力量。
 
　　但指數化研究的最大問題，就是無法反映實際當中正存在的問題。作為新醫改的主力軍，醫務人員正面臨諸多難題，而頻繁發生的醫患糾紛則是這種困境的集中體現。
 
　　“我們一再呼吁醫務人員應該具有職業素養，但不能忽略的是，作為社會契約的一種對價，政府和社會應該為醫務人員提供相應的條件。”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劉遠立說，“這些條件包括較高的收入、較高的行業自主權和社會對醫務人員的尊重。”
 
　　劉遠立指出，要使醫務人員獲得更高的收入需要改變現有的定價機制，支付方和服務方擁有更多的議價權，醫療機構內部級別的醫療服務允許差別定價；而政府對衛生行業也應該轉變觀念和監管方式，由過程監管轉向對結果和行為的監管。
 
　　面臨相似處境的還有自新醫改以來，一直被大力提倡的社會辦醫。無論醫療服務市場化進程指數的高低，這些都是需要解決的體制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