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典型，立榜樣不但是國家常用的手段，也是大小企業經常采用的管理辦法。但是絕大多數的榜樣就此成為了模樣，甚至成了作秀和粉飾的工具，連榜樣本人都不相信的典型樹立起來，成了管理者和員工之間“過家家”的笑話。 

從管理角度講，樹立典型和榜樣是有力量的，有效的。但是只有樹榜樣一件事兒，沒有“然后呢？”，榜樣就成了“模樣”，于是成了笑話。

孝公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商鞅先后兩次實行變法，變法內容為“廢井田、開阡陌，實行郡縣制，獎勵耕織和戰斗，實行連坐之法”。開始推行革新時，為了取信于民，他派人在城中豎立一木，并告知：“誰人能將之搬到城門，便賞賜十金。”秦民無人敢信，后加至五十金，于是有人扛起木頭搬到城門，果然獲賞五十金，從此宣示與開展孝公變法，史稱“徙木立信”。

對于秦也好，商鞅也罷，南門立木不是單純樹立一個榜樣，而是立“信”，有“信”才可以順利實行接下來的改革。南門立木之后，商鞅知道，他的命令已經起了作用，就把他起草的新法令公布了出去。新法令賞罰分明，規定官職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以打仗立功為標準。貴族沒有軍功的就沒有爵位；多生產糧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是為了做買賣和因為懶惰而貧窮的，連同妻子兒女都罰做官府的奴婢。不管是“君爵制度”還是“連坐制度”順利實行，源于立“信”。

大秦一朝是中國歷史上的異類，因為大秦是少有的可以稱之為“帝國”的朝代，因為基于“信”，實際上秦國乃至后面的秦朝建立了一個有別于傳統的“契約性社會”，而契約精神是西方民主、管理和經濟文化的原始基礎。在契約精神至上才能建立現代激勵、績效考核、職位體系和組織變革。

還原回中國，在無為而治的黃老哲學和刑不上大夫的儒學的土壤里面是長不出現代管理的小苗的，嚴格的按照法家邏輯統治和管理的秦國有著一架機器般執行能力和流程控制，整個帝國的運轉不啻于法度嚴格的現代企業

【商君書】還記錄著另外一件事兒：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與老師公孫賈。秦孝公十六年,太傅公子虔復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變法日久,秦民大悅。

說的的很有希望繼承秦國大統的公子虔（嬴虔），遜位給秦孝公，并只擔任了太子的老師，這位文武全才的皇叔，再次因人犯法，到底是貴其身份-左庶長（相當于首相）、名將、王子、皇叔、太子師、當朝秦王的兄長、改革的堅實擁躉？還是堅持法度，不因人廢法？鐵血的秦人選擇了通過“南門徙木”而確定下來的“信”，于是公子虔被處以劓刑（割鼻），劓刑在某種程度上是比宮刑更具羞辱性的處罰-畢竟五官上的傷殘是眾目所見的。

我們其實沒辦法探討清楚，基于契約的現代（西方）管理學和基于人本的古典（東方）管理哲學的優劣之分。但是不能否認的是，契約型的現代管理是關注管理效率和自動順滑運轉的。沒有境界和足夠的道德、文化約束下，探討東方式管理是事倍功半的。中國企業在汲取東方養分的時候，常遇到的尷尬是：有大把管理哲學，沒有一條行之有效的管理科學。畢竟對一個商業組織而言，員工首先是一個管理節點，其次，才是一個“人”。不是每個人的涂鴉都可以稱之為“印象派”畫作的，因為所有印象派大師都有非常嚴苛的素描功底，沒有素描基礎的印象派畫家就是涂鴉師。沒有管理科學功底的洗禮的所謂以“人為本”的管理，也是一樣。

作者曹輝，萬古科技咨詢事業部總監

人力資源管理專家，資深管理咨詢師，管理專欄作者，致力研究有效管理變革的實施落地和管理數據深度挖掘分析，維氏人力資源管理法分析模型的發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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