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事實確實應該承認，那就是多年來國有銀行大部分基層員工薪酬待遇極差。不過，這是長期以來形成的，與央企限薪沒有任何瓜葛。同時，由于基層行薪酬過低，往股份制銀行跳槽者不少。
時代周報一篇“央企‘限薪令’多米諾：國有銀行現高管離職潮”報道引起筆者的注意。此前，關于中行信貸風險總監詹偉堅離職，媒體將其與央企高管限薪聯系在一起時，筆者曾經撰寫了“央企限薪不要拿中行高管離職說事”一文，予以反駁和釋疑。對于這篇又是“限薪令”多米諾；又是高管離職潮的“駭人聽聞”報道，筆者自然而然非常重視。
認真讀完報道全文得出的結論是：又是一篇拿一些撲風捉影、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去佐證或者說央企高管因限薪而離職的事。完全是噱頭般炒作，吸引眼球罷了。且聽筆者詳細道來。
文中提到的中國銀行信貸風險總監詹偉堅離職，筆者此前專門撰文已經批駁過，其離職主要原因并不是央企限薪。一是總行部門主管不在限薪范圍內；二是這位國際專家級高管在央企限薪以前就有了離職意愿，或者出于文化理念碰撞原因，或者出于完全市場化出身的職業經理人與國有銀行體制不相適應等原因。唯一巧合的是在央企高管將要限薪時離職了。
至于中行蘇州分行行長朱韜跳槽至華瑞銀行任行長，完全是個人行為，與高管限薪一毛錢關系也沒有。蘇州分行行長就不在限薪范圍，而且每成立一家外資銀行從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跳槽的人已經成為常態，而不僅僅是央企限薪這個節骨眼上。
文中例舉的其他幾位職務變動事例更加離譜和可笑。中行副行長祝樹民離職后，已經調任農發行任行長。從商業銀行調到了政策性銀行。與央企高管限薪一分錢關系都沒有。建行原副行長朱洪波是被組織調任到光大集團黨委副書記一職，有被組織“重用提拔”成分在內，根本就談不上什么“跳槽”，更與央企限薪沾不上邊。
中行副行長岳毅辭職，擔任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執行董事和總裁之職，而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與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是中國銀行旗下的全資附屬投資銀行機構，是中國銀行開展投資銀行業務的主力平臺。由于中銀香港與其母公司中國銀行在法律上為兩個獨立個體，因此，高管團隊成員需要分別任命。其本質上是正常的央企人士安排，與高管限薪沒有任何關系。
至于交通銀行錢文揮因工作調動原因，辭去交行執行董事、副行長等職務，雖然現在去向不明朗，但傳聞將出任工行監事長，或者說沒有看到其到民營或者外資銀行任職謀取高薪。與央企限薪扯在一起，完全是意淫。
至于央行[微博]部門領導以及地方官員到民營銀行任職，以及國有銀行人員到招商銀行等，與央企高管限薪攪在一起，完全是混淆是非、顛倒黑白。
一個事實確實應該承認，那就是多年來國有銀行大部分基層員工薪酬待遇極差。不過，這是長期以來形成的，與央企限薪沒有任何瓜葛。同時，由于基層行薪酬過低，往股份制銀行跳槽者不少。特別是一個國有銀行或者股份制銀行一旦一個省級副行長跳槽到一個新成立的銀行后，確實會帶動一批本行人員跳槽。
國有銀行特別是工農中建交五大銀行，將來高管、管理部門職工以及基層員工跳槽現象將會成為常態，并且越來越多。一方面將來民營銀行準入門檻降低或者放開后，以及互聯網金融機構雨后春筍般涌現，對金融管理人員的需求將非常大，吸引國有大行人員另謀高是必然的。
另一方面多年來五大行內部壓了一大批有專業知識、有銀行業務管理經驗的人才，這些人才實際上出于兩難選擇的心理矛盾之中。對于國有大行有一種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感覺。在這個時候，只要民營資本設立銀行放開，埋沒在國有大行的人才就會迸發出來，就會噴涌而出。國有大行管理行和基層行跳槽將會越來越多。這是大勢所趨。
但無論如何需要再次贅述的是，這樣的跳槽與央企高管限薪沒有一分錢關系。至今，沒有看到一位因為央企高管限薪原因而辭職的國有或者國有控股銀行的董事長、行長、監事長以及副行長等在限薪范圍內的高管辭職。
因此，以央企高管限薪原因而得出的國有銀行所謂的離職潮結論尚需補充“證據”，或者等待新的充足“證據”出現。
微信公眾平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