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體來看，可發現銀行業高管主動選擇辭職的背后，并非沒有受迫的成分。在辭職潮的背后，投射出的是傳統金融業所面臨的某種困境。
不管政策對傳統金融業多么青睞有加，人才流失的口子似乎都在不斷擴大。根據上市銀行發布的公告統計，截至8月中旬，今年已有35位銀行的“董監高”辭職，涉及崗位從行長、副行長到風控總監、首席信息官等。除9名因為年齡原因退休外，大部分都是個人原因徹底告別銀行系統。其中僅華夏銀行(10.25, 0.00, 0.00%)就有7名高管離職。
傳統金融業為什么會出現辭職潮？錢肯定是主要驅動力之一。隨著限薪令的實施，銀行業的固有高收入預期被撼動，越是高管越能感受到由此帶來的收入預期壓力。而互聯網金融等平臺有更市場化的薪酬體系，而且不會面對限薪令。有從監管機構辭職投入市場化機構者透露，與過去相比，收入高了10倍。在市場化機構獲得的高收入，足以彌補從監管者轉向被監管者、從傳統銀行轉向互聯網金融帶來的微妙的身份認知上的損失。每一個辭職案例，特別是高管的辭職，基本都代表了對市場化金融機構薪酬體系和發展空間的一次認可，這就是所謂的理性經濟人的主動選擇。
但整體來看，可發現這種主動選擇辭職的背后，并非沒有受迫的成分。在辭職潮的背后，投射出的是傳統金融業所面臨的某種困境。正是這種困境，迫使體制內的許多人做出新的選擇。一方面，隨著民營銀行牌照的發放，傳統銀行的市場優勢地位開始動搖，而利率市場化向“最后一公里”的推進和互聯網金融的崛起，又使銀行不得不正視已經到來的市場競爭，過去依靠息差躺著就可掙大錢，現在卻必須適應陌生的市場環境。
另一方面，基于過去半行政、半市場化的經營模式，銀行業運行著一套不利于人才發揮作用的用人制度和激勵機制。
當然，辭職潮的咎因也不能全部歸于銀行業格式化的體制上。與互聯網金融相比，銀行業承擔著更多的宏觀經濟調控職能，而宏觀調控并不完全以市場化方式進行。這在房地產業體現得尤為明顯。這也就意味著配合宏觀調控的銀行業，必須承擔由此導致的各類制度性虧損。近年來銀行業績增速一路下滑，今年一季度上市銀行利潤增速降到了3.2%，而壞賬卻較往年有所上升，導致銀行資產質量有所惡化。不能不說，這與所承擔的調控任務趨于復雜化有關。
體制弊病難除，承擔職能繁重，是銀行業出現辭職潮的主要原因。實際上，不光是銀行業，在“一行三會”中也同樣出現了辭職潮。媒體報道，證監會[微博]去年約有30名處級以上干部離職，目前正在辦理離職手續的也不下20人。銀監會和央行[微博]也有多名司局級干部轉投包括民營銀行在內的被監管機構任職。如果加上上交所[微博]、深交所[微博]等機構，辭職導致的空缺職位已達200人以上。在這種情況下，民營銀行、互聯網金融的崛起，適時提供了一個可選擇的空間。
個人跳槽可以脫離行業困境，但行業自身無法跳槽以脫離困境。就此而言，傳統金融業辭職潮發出的是盡快改革現有體制以留住人才的警報。畢竟，人才的單向流動不能說是合理流動，形成傳統金融與互聯網金融人才的相互流通，才能改進雙方的基因，構建一個更適應現代社會的金融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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