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成本是否過高的判斷不僅關系到勞動者切身利益和企業的健康發展，更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受經濟低迷影響，部分行業存在著勞動力成本過快上漲的現象，出現了勞動力成本過高并拖累中國經濟增長的說法，有人用中國紡織企業搬遷至美國的例子舉證，他們判斷中國人口紅利消失，制造業工資增長過快導致不少企業離開中國。

然而，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課題組（下稱課題組）并不認可這一說法。

8月5日，課題組在北京發布《中國勞動力成本問題研究課題報告》（下稱《報告》），回應上述說法認為，目前勞動力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然而，勞動報酬的持續提升在合理范圍，近年來勞動力成本占比上升與產能調整有關，也與企業營業收入下降有關。

課題組表示，在企業訪談中發現，勞動力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不是工資上漲過快，而是社會保障繳費過高，在企業銷售收入下降的同時，社會保險繳費占比過高、增長過快的問題尤為突出。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認為，當前經濟處于經濟增速下滑、結構面臨調整和增長動力轉換的三重背景之下，勞動力成本增速顯著高于企業利潤增速的現象確實存在，企業政策應該提高經營效率而不是降低工資。

勞動者報酬占人均國民總收入比重比2000年還低2.8%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09-2013年，中國勞動力報酬年均增長11.7%，超過同期GDP增長率約3個百分點；勞動者報酬占人均國民總收入（GNI）比重也從2011年的49%提升到2013年的51.1%。

這一數據顯示最近幾年勞動力報酬確實有所提高，然而從勞動力報酬的提升效果來看，2000年-2013年，勞動力報酬在國民總收入中的比重總體呈下降趨勢，分階段來看，2000年到2008年勞動者報酬占人均國民總收入（GNI）比重從53.0%下降到48.5%，2009年至2012年這一比重徘徊在49%左右，2013年達到51.1%，但是仍與2000年高點還低2.8%。

如果以改革開放以來更長的歷史來分析，80年代中期勞動報酬在國民總收入中的比重曾高達60%，現在的水平基本是歷史高點的位置。

顯然，已經有了勞動力成本是否過高的答案。

李實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勞動報酬占國民收入比重雖然略超過經濟增長速度，但是勞動力報酬的增長仍然不足以彌補居民過去應該獲得勞動報酬部分。

課題組調查顯示，南京、重慶和洛陽的企業，2005-2010年間年均實際增長15.7%，小于同期工業企業年均利潤率增長26.2%的水平；而在2010-2015年間，調研企業的勞動力成本實際年均增長幅度達到了6.9%，同期企業年均利潤增長率則為-6.7%。

李實認為，經濟低迷背景下，企業的利潤增長率低，使得勞動力成本問題更為顯著，企業應該提升自身效率而非關注降低工資。

同樣參加此次會議的人社部勞動關系司司長聶生奎表示，課題組披露數據及結論與官方掌握數據一致。

聶生奎以社會關注的制造業人工成本變化舉例。2005年至2013年，中國制造業人工成本占總成本的比重在5.5%-6.8%區間內小幅波動，總體比較穩定。近兩年人工成本占比上升，既有人工成本自身保持較快增長的原因，也與各類大宗商品價格處于較低水平有關。

聶生奎認為，從總體上看，人工成本上升對企業總成本有一定影響，但其影響程度有限，制造業面臨的成本壓力主要來自于能源價格、地租、融資成本和匯率變動等因素。

中國勞動報酬仍處于長期偏低的水平

課題組認為，目前為止，勞動報酬的持續提升是合理的。而且獲取勞動報酬用于消費的比例正在逐年下降。這意味著，居民獲取的勞動報酬占國民總收入水平看起來有所提高，但是，消費水平并沒有相應提高。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研究所副院長萬海遠認為，近幾年來勞動報酬的較快增長是相對的、短期的和補償性的，且遠未達到足以改變勞動報酬長期偏低的程度。

目前，中國經濟總體上是走了一條高投入、高消耗、低附加值和低效率的發展道路，為了實現工業化，長期實行低工資和低福利政策，通過人為壓低勞動報酬、人為壓低消費來保證高投資率，由此獲得資本的原始積累并保持經濟持續增長。

《報告》顯示，中國在過去37年間，人均GDP增長了約20倍，而城市和農村居民收入只增加了約13和14倍，城市和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分別有30年和26年低于GDP增速。

另外，消費與工資的關系密切。然而，在本世界初，居民消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之比曾經接近47%的水平，但是，以后就逐年下降，2006年這一比重下降到40%以下。2014年這一比重只有37.69%，比2000年還低9.26個百分點。

聶生奎認為，城鎮居民消費價格水平逐年上漲，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職工名義工資的漲幅。企業需要提高職工工資水平以保證工資實際購買力不降低，進而提高了人工成本。

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05年至2013年，城鎮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累計上升了27.1個百分點。聶生奎以此數據測算，抵消城鎮非私營制造業就業人員新增工資9900元，相當于同期平均工資增加額30497元的32.5%。

居民工資用于抵消消費價格上漲的壓力并沒有顯著的推高勞動報酬成本增加，除了人口紅利消失所造成的企業用工困難等原因，人力資本提升才是推動報酬增加的主要原因。

根據統計局數據，勞動者平均受教育年限從2005年的8.1年，迅速上升到2010年的9.28年，并進一步提升到2015年的9.76年；同時，高中階段升學率也從2009年的77.6%顯著提高至2014年的90.2%。日益提高的人力資本水平和受教育質量，使得勞動者平均勞動生產率有了很大程度提高，市場化的勞動報酬日益提升。

政府收益過高擠壓企業所得

盡管，勞動力成本在一定程度內有所提升，勞動報酬也在合理范圍內有所提升，但是卻不是企業經營困難的主要原因。

多家研究機構的報告認為，融資貴、稅費負擔重、勞動力成本高、土地租金高成為企業的四大負擔。

中國收入研究院院長宋曉梧即認為，勞動力成本占總成本比重的大幅增長，不是因為勞動力成本上升快于生產力的增長，而是因為生產力下降的幅度大于勞動力成本下降的幅度。

課題組認為，產能過剩導致企業減產，企業的能源原材料成本必然大幅下降，而人工費用有較大的慣性或剛性，不可能與能源原材料成本同步、同幅度下降，因此在經濟下行的過程中，企業勞動力成本占比上升有其必然性，這也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在經濟危機中企業大量裁員，失業率飆升的重要原因。

根據國家統計局工業企業數據，2013年營業收入下降的企業中，勞動力成本占總成本、占營業收入的比重均比2007年有明顯上升，勞動力成本占營業收入比重漲幅高達近3個百分點。

數據顯示，在2013年營業收入上升的企業中，勞動力成本占總成本、勞動力成本占營業收入的比重甚至都有所下降，下降幅度超過了1個百分點；同時，企業的營業利潤和凈利潤占營業收入的比重也比2007年有所提升，而且企業的利息支出有所降低，盈利性也有所改善。“因此，對這類企業來說，就根本不存在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問題”。

勞動力成本并沒有顯著提高，但是政府各種稅費卻在逐年提高。國家統計局大規模代表性企業數據顯示，扣除原材料成本后，2015年各種稅收和行政性收費占企業總成本的比例高達15.1%以上。

課題組在南京、重慶和洛陽制造業的典型調查發現，企業稅收和各種收費占企業總成本的比例甚至超過15.8%以上，是當前所有企業成本中的第二大支出。而勞動力成本增量中，政府社保繳費過高是勞動力成本持續增長的主要來源。

社會保險繳費占企業勞動力成本的比例從2010年的14.8%上升到2014年的18.2%，2015年又歷史性地升至19.4%。“在企業銷售收入下降時，社會保險繳費占比過高、增長過快的問題就顯得尤為突出”。

《報告》并稱，在企業所有勞動力成本中，增長最快的是住房公積金和企業為職工代繳的住房租金，2014年和2015年增速分別達到19.0%和10.1%。

課題組成員萬海遠認為，根據企業調研數據，企業繳納的住房公積金主要被少數中高層管理人員獲得，這進一步加劇了企業內部分配的不均等程度。強制執行的住房公積金制度，使得企業不得不支付高額的住房公積金費用，從而給企業帶來沉重的負擔。

國際優勢依然存在

現場的多位專家認為，中國紡織企業遠走美國并不是因為國內的勞動力成本過高，而是因為租金和稅費低廉，即是有5倍的勞動力成本也可以抵消國內高額的租金和稅費。

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在國際上優勢依然存在�！秷蟾妗氛J為，盡管近年來與東南亞國家相比，中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絕對優勢有所下降，但在勞動生產率方面仍保持比較明顯的比較優勢。

課題組發布數據表示，從絕對勞動力成本看，中國勞動力成本絕對優勢在下降。2000年至2012年間，中國制造業小時勞動力成本增長了5倍，年均增速16.5%，同期美國、日本和德國制造業小時勞動力成本年均增速分別為3%、2.9%和5%，巴西、墨西哥和菲律賓年均增速為8.2%、2.5%和6.4%。與印度、墨西哥、巴西和俄羅斯等新興國家相比，中國勞動力成本絕對優勢在縮小，與東南亞國家相比，印度尼西亞、泰國等國的制造業勞動力成本甚至已低于中國。

但從相對優勢看，中國勞動力成本仍有較大的比較優勢。2013年中國制造業小時勞動生產率分別是泰國的1.71倍，是菲律賓的2.44倍，年均創造增加值是印度尼西亞的2.7倍，是巴基斯坦的6.5倍，是泰國的1.47倍，是越南的5.13倍，勞動力成本創利水平仍顯著高于上述東南亞國家。

課題組認為，中國工資水平仍有一定上漲空間。雖然制造業單位勞動成本經歷了先下降后上升的過程，但目前仍處于世界較低水平。

十分鐘虧一萬的制造業企業

“據我所知，和我們集團處于相同行業的企業中，有的企業十分鐘就虧一萬。”洛陽銅加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趙東海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

“去產能、去庫存企業正在面臨巨大的經營困難”，與會的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學者表示，“我所調研的山西地區，部分產煤企業已經有接近6、7個月沒有發工資，因為是國企不存在下崗失業的問題，很多人正在通過分享經濟比如網約車的方式在上班時間賺取家用。”

課題組成員宋曉梧舉例齊重數控這家企業的經營困難，“受產能過剩影響，這家企業原本是一家年收入在2010年的利潤總額在兩億元以上到2015年虧損一億多元，由于是民營企業，員工人數從12000人銳減至2000人。”

企業自救成為去產能、去庫存企業發展生存的方式之一。趙東海介紹，“有色金屬集團同樣屬于產能過剩行業，我們的主營業收入處于虧損狀況，但是通過幼教服務、房地產項目等其他領域的經營和發展，整個集團發展形勢良好。”

課題組認為，為了促進企業發展，要積極落實企業減負政策，提升企業盈利空間，通過減稅費、調社保繳費、除住房公積金，讓企業負擔降下來，企業才有能力提高勞動報酬，才有可能穩定就業，并保證職工工資的可持續發展。

課題組提出四字方針，政府應該實行“降、調、除、保”四字方針，分別是降稅費、調社會保險繳費、除住房公積金、保工資增長。

李實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降低社會保險繳費基數減輕員工和企業負擔，可以通過財政收入項目改革將降下來的三公經費填補到社會保險資金池，另外，應該進一步推動公積金改革，取消顯著增長而又帶來分配不公的住房公積金制度

來源：澎湃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