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工作制，或許真是可期待的】

        在今年第4期的《勞動力資訊雙周刊》提到了瑞典6小時工作制試驗被叫停的新聞。我們在那篇文章里也提到一個基本觀點，任何的工作安排、勞動力管理制度，也都應該符合當前的社會經濟現況。

        在福利最大化和工作需求之間需要找到精確的平衡點，否則超越性的制度往往有可能演化成「烏托邦」或者給實施者帶來困境。不過，我們相信關于各種工作制度的創新也會不停上演。近日，日本就在推動「四天工作制」。

        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今年9月，日本國際連鎖便利商店集團全家將引入一周休息三天的制度，集團的5800名員工都被包含在內。不過，這并不是日本最早推動四天工作制的公司，影響比較大的案例是日本優衣庫，早在2015年10月，優衣庫的母公司迅銷集團便開始采用彈性工作時間制度。

        為了解決勞動力緊缺的問題，迅銷用每天工作十小時、一周工作四日的工作方式，取代了每天工作八小時、一周工作五日的普通工作方式。另外，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就勞條件綜合調查，2015年一周休三天的企業所占比例為10年前的3倍，達到了8%。

        嚴格來說，這樣的調整實際上并沒有減少實質意義上的工作時間，只是將五天的工作時間壓縮到四天去完成。進一步的四天工作制，包含工作時間的進一步減少，比如將每周工作時間壓縮到32-40個小時之間。正如標題所言，我們認為這是一種可期待的制度安排。一方面，現有條件支持部分行業、部分崗位的勞動力生產效率的提升，特別是工業和智能機器人的發展，已經為技術替代勞動動力創造條件。

        日本軟銀董事長孫正義曾經提出這樣的大膽構想「引進3000萬個24小時不間斷工作的機器人，與現在制造業的勞動力人口相加可以保障相當于1億人的勞動力，大力發展機器人產業讓日本經濟競爭力在2050年前成為全球第一�！固貏e是對于日本這樣的勞動力短缺的國家，用機器人替代人力從事一些簡單和重復性的工作，已經是很現實的事情。另外一個可期待的理由，隨著各種假期福利政策的完策，我們所享受的帶薪假期也逐步增多，在中國我們已經感受到集中假期所帶來的不便，特別是交通所承受的壓力已經讓我們有不可承受之痛。

        其實在去年，國務院就曾下發《關于進一步促進旅游投資和消費的若干意見》，提出有條件的地方和單位可根據實際情況，依法優化調整夏季作息安排，為職工周五下午與周末結合外出休閑度假創造條件。雖然這不是一個強制性的文件，實際上卻是為四天半工作制提供了一種制度參考。要知道在十九世紀，我們很多的工人實際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而從美國1886年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并被世界各國沿用至今，我們已經一百多年沒有什么變化了。或許機器化和智能化以及福利國家的制度，會讓我們有更高的期待吧。

【／報告／中國女大學生就業報告】

        3月，麥可思研究院發布《中國女大學生就業報告》。這份調查報告以2012屆中國大學生畢業三年后和2015屆大學畢業生半年后的跟蹤調查為主要依據，前者回收全國總樣本約25萬份，后者回收全國樣本4萬余份。在本科女畢業生中，就業量最大的前五個職業分別是會計、小學教師、文員、行政秘書和初中教師；在高職高專女畢業生中，就業量最大的前五個職業分別是會計、文員、護士、客服專員、電子商務專員。

        就工作與專業匹配度來看，護士、會計和教師分列前三位，而文員和行政秘書與行政助理則由于職業門檻較低、專業性不強，工作與專業相關度偏低。至于工作錢景上，則是電子商務拔得頭籌，而關于就業滿意度，在本科女畢業生就業的十大職業中，滿意度最高的是銀行柜員、護士和高中教師。

【／報告／春季白領都在找工作，北京人均投了36份簡歷】

        每年春節過后，都是跳槽的高峰期，「金三銀四」就形容的是這時候的招聘熱度。根據智聯招聘日前發布的《2017年春季人才流動分析報告》，節后求職期，全國白領呈現出積極跳槽的態勢，人均投遞簡歷數為15.89份，其中北京人均投遞簡歷數達到35.97份。從城市來看，北京、上海、深圳成為白領人均投遞簡歷數量最多的三個城市。

        其中，北京地區白領簡歷的投遞量由去年的人均31.07份，增加到人均35.97份。此外，在求職者人均投遞簡歷城市排名的前十位中，成都、西安、廣州、杭州、天津、武漢、鄭州等都榜上有名。

【／觀點／中國勞動力減少是好事？】

        越來越多的數據和體驗證明，中國勞動力減少已經成為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快速老齡化、高等教育的擴張、服務業的發展等種因素合力導致了中國勞動參與率的下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證明，勞動力參與率從2010年的77%下降至72.4%。勞動力參與率的下降，從小處講，是導致招工難和勞動者工資上漲，而從大處講，也會拖累中國經濟增長，低于7%的GDP增長率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這一因素的「貢獻」。

        但也有學者認為，勞動力減少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校區社會學系教授王豐就認為，這些變化帶來一個年輕成年人受過更高教育、更晚進入就業市場的勞動力市場，這潛在地導致生產力進一步提高以及工資進一步上漲。日益提高的勞動力流動性也加大了經濟效率提高的可能性。這意味著新型勞動力市場的到來，邁向其他市場經濟體中的勞動力市場，人們獲得中等到高等收入。

【／觀點／「藍領」作為一個職業名稱，正在起變化】

        過去，我們通常把藍領等同于「工作累，工資低，就業于勞動密集型行業」里，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方面，藍領的就職意愿和就職方向已經發生變化。據一份在蘇州進行的超過4000多人的藍領調研報告，有46.3%在蘇藍領求職傾向制造業崗位，53.7%傾向服務業崗位。說明有更多的藍領已經把就業方向朝向服務業，當然這也同機器換人的大背景相映稱。另外，藍領工人的工資已經開始接近白領，甚至有部分人員的工資已經超過白領。

        以北京市為例，催乳師、健身教練的平均工資達到6500元左右，司機的平均收入為5736元。58同城、趕集網、中華英才網等網站數據顯示，2016年藍領群體薪資較去年增長12%，同期白領薪資僅上漲7%。特別是現在的互聯網+，其所最早波及到的往往是藍領的工作領域，而這種熱潮正好推動了藍領的工資上漲。

【／觀察／多地上調最低工資，上海2300元再創新高度】

        近日，中國各地陸續宣布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其中，上海市最低工資標準4月1日起調整，從原先的2190元調整到2300元，增加11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從19元調整到20元。幾乎同時，深圳市人社局也宣布，深圳市最低工資標準從2030元上漲到213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為19.5元，不過和上海不一樣的是深圳的調整生效日期是6月1日。此前，陜西省也宣布調整最低工資標準。

        至此，上海以2300元的最低工資標準創造中國最低工資標準新高度。不過相比于前幾年的最低工資增長次數，近兩年已經有所下降。特別是，我們注意到廣東省今年2月份印發《廣東省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提出要完善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機制，將現行最低工資標準由兩年至少一調改為原則上三年至少一調。這些跡象都暗示最低工資的增長有所放緩。

【／觀察／解決勞動爭議隱性成本高】

        橫亙在企業HR面前的除了招人難以外，另外一個頭疼的事情就是處理勞動爭議也難。由于現在的勞動法對于勞動者的保護較完善，所以當你所在的企業發現與員工不合拍，想處理員工的時候，往往會發現陷入勞動爭議的陷阱里。據權威數據，2015年全國審結勞動爭議812461件。其中，勞動者完勝的案件幾乎是用人單位勝訴案件的3倍。

        日前，由上海外服發布的《2016行業與國籍分類薪酬報告》中就突出了為因應員工被動離職的補償金項目。據統計，以日企客戶為例，其普通員工、中層員工和高層管理者的非過失性被動流動率分別為14%、12%和18%。而這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可以拿到至少n+1個月工資的補償金，這也無形中增加了企業雇傭的隱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