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全球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華爾街的薪酬體系具有自己的特征。在總收入中，高管以及業績出眾的交易員、銷售經理們的薪水只占很小部分，而年終分紅、獎金才是大頭，后者往往是前者的幾倍甚至幾十倍以上，并且沒有上限。不僅如此，這種薪酬的結算采取一年一結制。在短期商業價值觀的驅動下，華爾街人熱衷于高投入高回報的游戲，結果是資本的本性制造出了各種各樣的金融賭局，奮不顧身的冒險以獲取高額報酬成為流行不衰的時尚。

　　的確，2008年華爾街金融機構的獎金與紅利絕對額比之2007年下降了40％，但這并不能說明華爾街開始抵御貪婪，而是所有金融公司經營虧損使然。據美國財政部“薪酬沙皇”辦公室披露，2009年美國主要銀行和證券公司有望支付員工約1400億美元薪酬，較2008年增加20％，超過2007年的1300億美元。其中，美國第二大銀行摩根大通在前9個月撥出了總額87.9億美元的資金，作為旗下投資銀行部門員工的薪酬和福利的準備金，相當于平均每人約35.38萬美元。同樣，摩根士丹利在前9個月提撥了64％的營收約109億美元作為員工紅利準備金，平均每名員工可以領到17.53萬美元。美國銀行2009年給它的高級員工將平均支付604萬美元的薪酬，而高盛計劃2009年發放220億美元薪酬，相當于高盛員工人均可獲70萬美元，這兩項數據均為高盛創立140年來之最。

　　強硬的華盛頓

　　華爾街金融公司被看作是危機的“始作俑者”，作為市場的監管者和已經付出代價的公眾始終不會放松警惕，一場以強化金融監管為主要目的的變革運動在各國蔚然掀起。從美國國會到美國政府，從美聯儲到美國財政部，在2009年內針對金融行業薪酬制度而出臺的限制性政策與行動幾乎從來沒有停止過。

　　進行薪酬限制立法。2009年2月，美國國會通過立法，要求財政部監管接受政府不良資產救助的359家公司的薪酬情況。法案明確規定，高管年度獎金和其他獎勵不得超過其全年總收入的1/3，且這些獎勵必須以還清貸款前不得兌現的公司股票方式發放。同時，法案根據金融機構接受援助資金的多少，設置了不同的薪酬限制，其中獲得2500萬美元以下援助貸款的機構只有CEO一人受限；獲援助資金在2500萬至2.5億美元之間的，受限人員擴至5名薪酬最高的管理人員；接受貸款超過5億美元，受限人員為5名最高級別管理人員和另外20名薪酬最高的職員，從而使限薪令范圍擴大到了明星交易員、銷售代表等。

　　成立限薪專門機構。2009年6月，奧巴馬政府配合美國國會的限薪法案，出臺了新版限薪令，即限制獎金發放以保護納稅人投資，并控制“黃金降落傘”的付款。緊接著，美國財政部專門創設“薪酬沙皇”辦公室，由肯尼思。費恩伯格負責落實這一法案，并要求在10月30日以前提出減薪方案。

　　加大股東對薪酬的約束力量。2009年7月，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出臺了被稱為“股東決定薪酬”的法規，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就薪酬政策、風險管理和公司治理等方面向股東披露更多資訊。更為重要的是，SEC要求接受政府救助的企業要讓股東投票來決定管理層的薪酬。以此為基礎，美國眾議院在當月底通過了一項關于美國金融企業管理層薪酬制度的立法提案。該提案提議賦予金融企業的股東對薪酬制度無約束的監管權力，并禁止金融企業制定鼓勵高風險傾向的薪酬制度。

　　借助于以上3個方面的基礎性力量，2009年10月底，美國政府出臺了正式的“限薪令”。根據美聯儲的“薪酬指引”要求，28家大型銀行自行設計不會引發過度冒險行為的薪酬計劃，但有關薪酬計劃要得到美聯儲批準才能實施，同時“薪酬指引”還將涵蓋其管轄內的近6000家銀行，其中包括并未接受政府救助的銀行。按照財政部的“減薪計劃”，接受政府金融救助的7家企業包括美國銀行、美國國際集團、花旗銀行、通用汽車、通用汽車金融服務公司、克萊斯勒公司和克萊斯勒財務公司的25名高管的工資削減90％，包括各種補貼、分紅在內的總薪酬須削減一半；不僅如此，7家企業的175名高層執行人員的現金酬勞將被股票取代，而且這些股票不準立即出售。

　　按照安排，費恩伯格的減薪計劃僅在2009年的最后兩個月實行，并在2010年初再做調整。

　　實際上，美國政府對華爾街高額薪酬的抑制并不只停留在政策創新層面，其鐵碗整治行動也在如火如荼地穩步實施：

　　施壓“美國國際”。2007年3月，接受美國政府高達1800億美元援助的美國國際集團向其金融服務部門員工派發1.68億美元的留任獎金，此舉被曝光后引起財政部的極大不滿，費恩伯格旋即強制要求其降低留任獎金和續聘津貼，AIG員工最終承諾歸還4500萬美元獎金。同時，費恩伯格將AIG新任首席執行官羅伯特。本默切的薪酬“一分為二”——一部分為300萬美元的現金薪酬，另一部分則是5年內不能兌現的400萬美元股票。

　　鉗制美國銀行。由于美國銀行在金融危機期間接受了政府450億美元的金融援助，費恩伯格對該行CEO劉易斯在2009年的薪酬做出決定：剝奪其2009年度全部所得，其中包括劉易斯已經從美國銀行領取的100萬美元的工資，同時包括他被要求離開公司時所享受到的1.2億美元的退休福利和其他股票激勵。

　　奧巴馬政府用心良苦

　　華盛頓對華爾街高薪文化屢出重拳，表面上看是政府干預微觀經濟，然而，客觀分析美國經濟形勢，特別是金融市場狀態，就不難明白奧巴馬政府的良苦用心。

　　首先，金融行業的高額薪酬引起了美國民眾的強烈不滿。危機期間，美國政府共拿出7800億美元的納稅人資金救助奄奄一息的華爾街，這本已招徠了納稅人的詬病與譴責。而當金融機構通過外部“輸血”而茍活下來并且納稅人仍在勒緊腰帶過日子的情勢下，華爾街就急于瓜分依靠政策支持所得來的利潤，其必然會燃起美國百姓的極大怒火。路透社的調查顯示，有60％以上的受訪者對華爾街高管薪酬表示憤怒并要求改正。不僅如此，即使美國金融界也對華爾街高額派薪表現出了明顯的不滿。巴菲特指出，在如今企業盈利被不計后果的高風險投機活動嚴重侵蝕的時候，華爾街從業者的薪酬必須下調；著名金融炒家索羅斯則稱，大型銀行的利潤完全受惠于白宮的救市計劃，故不應該動用一分一毫作為花紅。

　　其次，由高薪文化所派生出的華爾街冒險文化已經為美國政府所不能容忍。為了維系華爾街無與倫比的競爭地位，美國各大銀行總是習慣于用巨額薪酬招攬世界各國的金融精英。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正是華爾街金融機構利用無節制的高薪、花紅為誘餌，使得華爾街創造出各種眼花繚亂的金融工具和高杠桿金融產品，最終釀造這場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痛定思痛，美國政府必須對金融高管高薪表示出明確的遏制姿態。美國政府的良苦用心在于，試圖通過限薪政策倒逼華爾街將激勵制度導向長期穩定的業績目標上來，從而消除短期過度冒險行為。

　　最后，日益拉大的貧富差距迫使美國政府必須糾正華爾街的高額分紅偏差。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對美國300萬個家庭進行的最新抽樣調查結果顯示，經濟衰退導致美國貧富差距拉大，中產階段和貧困人口受經濟衰退打擊最大。一方面是華爾街慷慨分紅，另一方面是貧富差距擴大；一方面是少數人收入日益上升，另一方面是多數人工資不斷下降，這種強烈的反差為平民出身的奧巴馬所不允。

　　薪酬誰說了算？

　　美國政府對待華爾街高薪酬文化所表現出來的前所未有的高壓姿態招致了金融界的非議與責難。他們認為，政府不考慮華爾街的商業需求而頻繁插手企業的薪酬分配，必然帶來人才的流失和華爾街競爭力的下降。因此，無論是美國學術界還是實業界，目前正在思考的問題是，華盛頓究竟有沒有資格插手華爾街的薪酬安排？薪酬活動究竟由誰來主導？

　　從理論上來說，市場首先應當是決定薪酬的基本力量。按照經濟學原理，價格機制是使得市場能夠有效運行的最重要條件之一。通過價格調節，市場的供給和需求會達到自我均衡，并最終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薪酬可以看成是勞動力的價格，勞動力的需求和供給決定其最終價格，也就是薪酬。歷史上看，華爾街一直是通過市場來對高管的薪酬進行定價。

　　回到美國政府身上，市場經濟數百年的歷史一直沒有排除和否認“有形之手”的作用和功能，特別是在市場失效時，政府充當裁判者的角色不僅沒有損害市場的有機元素，而且一定程度上挽救和保持了市場的原始力量。用規范化的學術術語表示，美國政府的限薪實際就是價格管制，政府的有形之手對勞動力價格進行了干預。的確，政府對價格管制的后果將是供給減少，供給的質量有可能降低。對高管限薪也是同樣的道理，因為限薪，高管工作的努力度可能會下降，同樣給金融企業造成傷害。但是，從長期來看，如果任由金融企業薪酬欲望的無限制擴張，其必然再次誘導出新的金融危機并給社會帶來更大的傷痛。兩害相權取其輕，美國政府強力干預華爾街薪酬，除了前述的一系列客觀依據之外，更符合市場原教主義理論的經典要求。

　　當然，在美國政府磨刀霍霍砍向高管薪酬的背景下，華爾街的確面臨著金融人才流失和競爭力削弱的可能。但環顧全球，對金融業薪酬的限制已成大勢。由20多個主要國家的央行官員和其他監管部門組成的金融穩定委員會正在制定高管半數以上薪酬推遲數年之后發放的具體措施；英國政府已對該國主要銀行以及11家在英運營的外國銀行作出規定，要求其銀行高管和管理風險的員工薪酬必須有40％60％遞延至3年后發放，而且至少有50％應以股票形式發放；法國則要求對所有銀行家獎金設置上限。

　　亞洲的銀行也將面臨薪酬限制措施，但按照華爾街的標準來看，亞洲銀行的薪酬計劃通常都不高，主要的主權財富基金也不一定會提供高額的薪酬計劃。依此分析，華爾街在許多金融精英眼中依然不會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