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深圳究竟是對還是錯？打拼了3年后，一位清華畢業生產生了這樣的疑問。高房價下如何留住人才？從個人的疑問談起，今年廣東兩會，省政協委員、廣東高科技產業商會秘書長王理宗昨日直言高房價的“擠出效應”已是城市的憂慮。

　　“房價高企，嚇跑優秀人才，開始流向內地與中小城市，削弱了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和城市競爭力，這是深圳的大問題，也是廣東的大問題”。做足“功課”的王理宗已經提交提案，建議政府加強軟環境建設，化解高房價硬傷造成的人才流失。王理宗坦言：“說創新，說改革，最根本的還是人的問題。特區成立30周年，汪洋書記給深圳出了三道題。深圳過去成功靠的是人才聚集，現在留不住人是深圳的硬傷。”

　　“居不易”是硬傷：而立深圳要留下而立之才

　　事情就發生在自己的身邊，王理宗表示這不是個案，而是會員企業遇到的共同問題。那位畢業3年的小伙子出身名門，學的還是不愁飯碗的自動化專業。當年能來深圳，靠的是學習成績這個硬本事。然而去年底的同學聚會，回西安、南京的同窗談的是如何買了房子，如何準備結婚，過去的佼佼者眼下卻是前所未有的失落感和自卑感：盡管拿高出別人一倍的收入，可房子卻是沒影的事，積蓄只夠買一間房。是不是該回老家看一看，于是年青人眼下開始打聽家鄉企業是否滿足專業對口的簡單要求。

　　“居不易”，自然會找“容易居”。王理宗表示，他特指的人才是到廣東時間5年以內的新近人才，與舊有人才已在城市安身立命不同，他們特別具有創新和冒險意識，流動性大。據他調研，不少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海外留學生眼中的廣東是這樣的：以廣州和深圳為代表的大城市，曾經給予無數前輩們以財富和夢想，已經形成相對穩定的利益分配格局，改革開放初期井噴、爆發式的財富增長機會相對減少，創業、生活和經營的門檻不低，一般和偏高級人才受重視的機會較少……

　　“其中，高房價導致人才流失早已在網絡論壇廣泛討論。試想，博士生、海外留學生付出比同齡人更多的時間、精力和金錢，完成學業之時年近30，面對的是空白的事業和人生起點、虛高的房價，而內地同齡人很可能已經初步建立家庭找到事業起點。尤其是深圳作為移民城市，本土人才少，大部分靠引進，而引進的人才對房價的敏感度遠遠大于本地人才。如果不能安居，又怎能樂業，即使能夠引進，沒有安居，也難以真正留下他們。

　　我們常說“三十而立”，深圳今年30周歲。“而立之年的深圳留下這些而立之年的新鮮血液，絕不是簡單地口頭說重視就能解決的問題。”王理宗直言，高房價下如何留住人？這將是深圳當下以及未來一段時間必須正視的硬傷。

　　三招“軟化”硬傷：制度創新讓深圳重新領跑

　　在王理宗看來，高房價的硬傷不光深圳獨有，而是一線城市的“通病”。在同一起跑線上，如果在最大限度體現人才價值、促進人才自由流動、賦予專業技能成長空間等方面及早打出“組合拳”，深圳將可能通過制度創新實現以柔克剛，重新成為領跑者。

　　薪酬有保底

　　試行中高端人才

　　最低工資標準

　　“最低工資標準是保底，為什么中高端人才不能也設立最低工資制度。”王理宗表示，深圳不妨在薪酬標準上搞搞“新意思”。

　　“現代產業升級的核心是人才升級，人才升級的核心是人才價值升級”。出于單純功利性動機，絕大部分企業對人才原有技能采取消費式而非開發式應用。他認為，無論政府還是企業，首先要把傳統的人才消費模式轉為人才投資模式。在政府層面，廣東近年多次調整企業職工最低工資標準，對象針對農民工。建議考慮選擇某個城市，比如深圳，試行推出大學生、研究生、博士生、海外留學生最低工資標準，給人才分級別，建立類似于公務員的工資體系，賦予人才基本的價值參照體系，保證最低生活標準。
 

　　政府激勵技術成果應該從人才金字塔頂端適度往下延伸，使其獎勵范圍更寬泛，在原有市長科技獎、質量獎的基礎上推出更多惠及面更廣的獎項。此外，政府大力鼓勵企業培養人才，可以考慮推出企業幾年內再培訓一定數目的員工可以獲得政府獎勵，頒發榮譽獎項，刺激企業投資人才的熱情。

　　流動不設限

　　建人才公共交易平臺

　　“受工商部門的登記機制限制知識、技術、管理及技能等要素參與股權分配的流程十分繁瑣。”王理宗稱這使企業在人才引進過程中的激勵模式受限直接影響人才引進的效率。此外目前人們對人才價值的判斷較多的停留于對人才歷史價值的運用而對未來價值的開發重視不夠這一觀念嚴重制約了知識、技術、管理及技能等要素價值的開發。

　　由此王理宗分別提出了兩項建議。首先政府應對現有工商登記機制進行改革簡化企業在人才引進及獎勵過程中的擴股、贈予等程序為股權變更創造便捷條件。

　　其次，建立行業性的人才公共平臺推動知識、技術、管理及技能參與分配。具體而言政府可以向協會、商會購買服務協會、商會每年對行業內人才進行薪酬調查對中高級人才的能力、信譽等重要信息進行收集向行業內公布并建立行業內的人才價值模式供行業參考。把人才管理納入社會管理體系，深圳有國內最健全和管理規范的社會組織，可以考慮大膽試行各類人才放入各行業協會評估，建立起人才公共交流平臺，即人才市場化的“履歷經驗”，類似于銀行的個人信用體系。這樣可以減少人才流動障礙，降低流動成本，“這相當于人才就像汽車零部件，不論流動到哪個企業，都可以獲得基本的肯定，不需要重頭做起”。

　　住房有保障

　　政策要向夾心層傾斜

　　談到保障性住房，王理宗認為除了低收入家庭，高素質人才也應是重點傾斜對象，尤其是那些身處夾心層的技能型人才。

　　王理宗表示，最高端的人才會有政府補助，但游離其中的中高級人才、夾心層人才、普通人才往往兩頭靠不上，這些人才是深圳產業的人力資源基礎，不能任其流失。因此，在政策設計上，深圳要考慮這些“三十而立”者的住房需求，不能完全交給市場解決。此外，對于那些剛剛落戶深圳的大學生，不妨推出“公共租賃房”，辦法就是“能否各個區出一點，企業出一點，個人再出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