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7月到12月,南方都市報與MIT斯隆管理學院的黃亞生教授以及中山大學政務學院的郭巍青教授合作,在珠三角5個城市進行大規模的問卷調查,作為問卷設計者和調研組織者之一,我對“金融海嘯”過后的“民工荒”的成因以及政府與企業的應對尤為關注。

調研在廣州、深圳、東莞、珠海、佛山五個城市進行,從調研結果可得出一個基本的判斷——在現有勞動力價格水平上的外來工供求拐點已經到來。根據調查數據顯示,超過20%的外來工稱有相熟的工友返鄉后就不再出來；2006年至今,外來工給農村老家寄回的或帶回現金在增加；與此同時,當年給農村老家的家人寄回或帶回的實物轉換為現金,其均值在2009年劇增,從前三年的不足1000元上升到將近3000元,比前三年的總和還要多,而2009年的收入并無明顯提高。這可能意味著決定從珠三角“撤離”的外來工增多。

正是因為金融海嘯導致了大量外來工撤離,才令這一輪“民工荒”的成因,具有非常大的偶然性。倘若將金融海嘯與2007年以前業已出現的原材料價格上漲與“民工荒”結合起來看,撇除外貿市場的短期劇烈波動,外需增長停滯、產能過剩、外來工收入無法滿足生活所需等一系列問題十分明顯。

在11月份進行的調研中,我們發現東莞最大的人才市場表面上呈現供求兩旺的局面,找工作的人和招聘職位同樣很多,但有趣的是,招工和找工存在結構性的差異,例如,大部分崗位工資待遇只是提升了10%左右,而這個提升根本無法滿足農民工對工資提升的期待。倘若深究這一現象,不難發現地方經濟面臨極其嚴重的危機。一直以來,地方政府以“招商引資”作為第一要務,通過競相壓低勞動力、土地、資源等價格來吸引外資,并依賴外部需求市場來拉動就業。這種模式一度被張五常等經濟學家稱為“中國模式”。不可否認,這種“模式”最大的好處是見效快,外資與低價生產要素迅速結合,通過規模擴張不斷壓低價格,占領越來越多的國際市場,但這種模式最大的弊端是令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得以省略掉經濟、社會制度完善的成本,而極其依賴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對外來工權利的制度性壓制。因此,當外需觸及天花板,而成本開始逐步提升的時候,按原有的經濟模式,地方政府只能不斷地擴大投入,引進大項目。但這些行為只能加劇產能過剩。目前,只有地方政府拿出當年招商引資的勁頭,進行區域間勞動力待遇的競爭,通過保障農民工的權利降低工人與企業的生存成本,同時擴大內需,才能扭轉地方財政的危機。

無疑,上述種種說明的只是客觀經濟發展規律倒逼政府改善外來工待遇的邏輯。有趣的是,專家調研團12月在東莞厚街調研時得到另外一種看法。由于已過了招工時間,招聘現場只有一位人力資源經理在空蕩蕩的招聘市場接受專家的詢問。他認為,如今外來工的主力已經逐漸從1970年代生人逐步轉移到80后、90后,而越是年輕的外來工,對艱苦的生活環境以及非人性化的管理手段的忍耐力就越低,特別是臺資企業的嚴格管理,只有70后和已經成家的80后才愿意承受。而由于長三角的企業多為艱辛創業起家,對外來工的管理比較寬松,而且在城市空間布局上,工廠區與生活區相對接近,生活并不單調,因此即便是相同的工資,年輕的新生代外來工也愿意選擇到長三角工作。

這一情況在2008年我參與組織的“珠三角產業競爭力調研”時也有所體現,不少企業紛紛慨嘆無法留住“喜歡喝星巴克”的高級人才,而華堅鞋業的董事長張華榮也指出,由于工人流動性太強,他們目前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留住熟練工人和基層管理干部,他甚至愿意出資興建商品房來降低這些工人的居住成本。這些情況無不說明,長期以來地方政府之注重投資輕消費、重生產輕生活的政策取向,面臨徹底調整的挑戰。

總之,當前無論是從客觀經濟結構,還是外來工的主觀價值判斷,形勢都已經與兩年前發生了根本變化。當外來工逐漸成為稀缺要素,而外向型投資和龐大產能日益顯現過剩的危機時,未來地方政府之間需要出臺優惠政策爭奪的,很可能是今日被輕視的外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