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議會是向公眾開放的，設有選區議員席、媒體記者席、旁聽席等。

　　隨著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和全球經濟的快速發展，確保機會平等和調節貧富差距，正成為當今各國普遍關注的一個話題。1991年，瑞典完成了與此相關的第一部法案———《平等機會法》，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法案。在世界范圍內，瑞典在反對歧視、確保性別平等方面的被認為是最成功的國家，并被稱為瑞典模式

　　馮斌

　　3月18日，瑞典政府宣布，將從今年8月1日起取消允許高校某些熱門專業招生向男生傾斜的政策。這一舉措看似只是高校招生中的一般性政策調整，但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卻可以算是瑞典在最終實現機會平等的道路上又向前邁進的一步。

　　說起這一政策的調整，還要追溯回7年前政府出臺的另一項政策。2003年，瑞典政府為了緩解高校醫學、心理學、獸醫學和牙科學等熱門專業女生過多的現象，允許高校在招收這些專業學生時，可以向男生有所傾斜。但沒想到，這一政策調整隨即便在瑞典社會引起了巨大爭議。而率先發難者，就是瑞典教育和科學大臣托比亞斯·克蘭茨，他在該國最大的晨報《每日新聞》上發表文章說，“這種做法本意是要促進兩性平等，但實際上卻造成了不平等，高校應向那些學習積極性高的男女學生平等敞開大門。”

　　或許是在克蘭茨這番話的“鼓勵”下，近年來，瑞典高校招生男女有別的一些做法，使得許多女生紛紛開始尋求法律途徑，爭取入學和賠償。比如今年年初，瑞典一家法院就判決瑞典農業大學向44名因性別原因而未被該校獸醫學專業錄取的女性每人賠償3.5萬瑞典克朗(約合5000美元)。在此不久前，瑞典南方隆德大學也曾因其心理學專業招生男性優先的做法而受到起訴。

　　正是在這一系列涉嫌“性別歧視”的事件推動下，最終促使瑞典政府決定取消允許高校某些熱門專業招生向男生傾斜的政策，也在通往機會平等的道路上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每年860萬件“性別歧視抱怨案”

　　其實，一直以來瑞典都是舉世公認的在確保男女平等方面最成功的國家。1998年，聯合國在一次人文調查中把瑞典選為世界上最平等的國家，其“參數”主要是在男女平等和窮人富人之間的經濟分配兩個方面。10年后，在世界經濟論壇公布的各國性別平等排行榜上，排在最前面的依然是瑞典。這個排行榜的主要依據是四個方面：男女薪酬、教育機會差異、政治代表權差異和包括平均壽命在內的健康差異。世界經濟論壇對瑞典的評價是：男女勞動力就業和薪酬之間的差距正變得越來越小。

　　聯合國在調查中發現，瑞典在家庭之外從事有收入的工作的婦女比例占74%，而同樣參加工作的男人的比例是79%。與其他國家相比，這大概是比例最高也最為接近的一組數字。而根據美國慈善機構“救助兒童會”此前公布的年度“母親指數排名調查”中的統計數據，在該組織調查收集的19個工業國家和98個發展中國家的有關母親及其子女的資料中，比較她們在健康、教育和政治方面所享有的權利，結果表明，居首位的也是瑞典，該國99%的女性受過教育。而這種接受教育的高普及率，直接影響到瑞典女性的政治地位。據統計，最近十多年來，瑞典內閣中更是有近半數是女性。而在瑞典議會中，女性同樣也占據了將近半壁江山，而在法國、意大利等國，這個數字不過只有百分之十幾。

　　應該說，瑞典在爭取性別平等的道路上，迄今已經走過了近百年的歷史。早在1911年，瑞典的女性就有了選舉權；1921年，女性更是取得了參加國會選舉并入選國會的權利。政治權利的獲得讓女性有了投票權、參政權。二戰后，隨著婦女就業的增加和參政率的提高，瑞典的女性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爭取女權的運動。由于女性的選票占到一半，一些政黨很明智地在他們的黨章中規定：競選者名單中必須保持50：50的性別比例。

　　1980年，為了繼續推進男女平等的進程，瑞典政府成立了機會平等委員會，這在當時堪稱是世界上為數極少的推進性別平等的政府機構。1991年，他們又完成了與此相關的第一部法案———《平等機會法》，這成為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法案。該法在其第一條中就開宗明義：此法案的目的是為了推進在工作、雇傭條款、雇傭環境、其他工作環境，以及工作發展機會方面(工作中的平等)的男女平等權利。這一法案的最基本目標是改善女性在工作中的處境。

　　而隨著這部法案的誕生，這個委員會的權威感也逐步建立起來。如今每年，瑞典機會平等委員會都要接受從國會轉來的860萬件關于性別歧視抱怨的案件，有6位律師專門負責調查和解決這些案件，遇到不能調解的案件就移交給法院。盡管這一部門所做的都是一些瑣碎而具體的事情，但正是通過這些事情，瑞典政府在一點點地改善著該國男女平等的狀況。

　　機會平等從性別平等開始

　　盡管瑞典的機會平等在世界上已經堪稱楷模，但作為瑞典女性本身，對此卻仍然并不滿意。“我們還是未能完全實現男女同工同酬，”阿妮塔·哈瑞蒙有點沮喪地說，“在瑞典，女性的收入的平均水平仍然只有男性的82%(其實即便是在歐盟其他國家中，像這樣小的差距仍不多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只有50%—70%)，而造成這一差別的唯一原因，就是在工資方面對女性的歧視。”阿妮塔就職于機會平等委員會，同時她也是男女薪資平等方面的專家。

　　加強對這一現象進行討論的方法之一，是在工作場所進行薪資調查。根據《平等機會法》，雇主必須提交一份全公司范圍內的年度薪資調查報告，這將有助于發現業已存在的薪資差異，以便徹底根除不合理的薪資不平等現象。

　　在瑞典，員工的薪資是通過集體談判而確定的。在很多行業實際采用的方案，往往是建立在個人表現的薪資制度。勞動力市場上的勞資雙方都對薪資負有責任。當薪資調查完成后，勞資雙方會查看所有的調查結果，以確保不存在薪資不公現象。多數情況下，這些工作都的確可以奏效。

　　在政治家們意識到薪資平等進程發展緩慢的時候，他們開始加強實施力度。除了薪資調查以外，只要一個雇主擁有十人或以上的雇員，他就必須制定一個實現薪資平等和機會平等的行動計劃，該計劃必須涵蓋公司的所有工作部門。

　　瑞典模式領跑歐盟

　　對于瑞典文化中的這種平等主義，以研究跨文化心理著稱的美國心理學家特里安第斯將其稱作為“平面式個人主義”，也就是更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通俗地說，就是建立在平均分配基礎上的個人主義。而與之相對應的，是美國的“垂直式個人主義”，也就是更看重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因此也更能容忍不平等。

　　瑞典人相信，性別平等就是政治，它是民主政治的產物，反過來又推進了社會平等、權利平等和機會平等。也正是在這種核心文化的影響下，瑞典人在性別平等問題上對世界作出了一系列的卓越貢獻。

　　1994年，具有高度性別平等敏感的瑞典首相帕爾梅提出了一項新的戰略———社會性別主流化，這一戰略隨后在1997年被定為聯合國的國際戰略。1974年，瑞典政府規定所有公民(有職業或失業者)均享有“父母津貼”，在當時的歐洲各國引起很大關注。1999年1月，瑞典政府又引入新法案，給嫖客定罪(最高刑罰為入獄6個月)。這個基于“賣淫是對女性有系統的剝削形式之一”的理念制定的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法律，對其他國家產生了極大的震動。2006年12月，歐共體將在立陶宛建立“性別平等學院”，而瑞典的性別平等政治實踐對其具有直接的推動作用。

　　2009年11月，歐盟委員會在其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中指出，由于經濟危機的影響，歐洲就業市場上的歧視現象正在加重，有將近六分之一的歐洲人最近一年中在就業方面遭遇過不公正的待遇。報告顯示：年齡、種族、性別、身體殘疾、宗教信仰以及性取向等，都是誘發歐洲社會出現歧視現象的原因。

　　同年10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舉行的歐盟第八次減少貧困和社會排斥圓桌會議上，歐盟委員會負責就業、社會事務和機會平等的委員弗拉迪米爾·什皮德拉表示，目前在歐洲還有將近8000萬的人口面臨著貧困的威脅，而這些人群也是最容易受到經濟衰退影響的，歐盟應該動員一切社會力量來幫助他們走出這一貧困的惡性循環。為此，歐盟將2010年確定為“減少貧困和社會排斥年”。

　　什皮德拉表示，“就業市場歧視仍然是歐洲社會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歐盟在此領域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反對歧視不能只是一句空話，而要成為現實。”而至于如何讓反對歧視、確保平等成為現實，瑞典政府在確保性別平等方面的做法，顯然是一個值得其他國家學習和借鑒的成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