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艾利丹尼森公司向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實施的公益項目“希望工程”捐贈6萬美元（約合40.2萬元人民幣）。艾利丹尼森期望以這筆基金在中國農村貧困地區建立一所新的希望小學，從而確保更多的困難學生都能接受教育。此前，艾利丹尼森還為四川地震災區捐助超過200萬元人民幣用于抗震救災。

　　 提到捐款，人們便會聯想到企業社會責任。今天，于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分量又如何？
　　
 　　企業的社會責任是捐款嗎？
　　
　　 除了艾利丹尼森，記者進入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官方網站，看到自2009年以來，還有光明乳業、韓國NHN公司、QSL體育聯盟有限公司、寶潔（中國）有限公司等等企業向希望工程捐款；AMD公司、喬丹體育用品有限公司等等企業捐物。據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汪敏透露：總的來看，近兩年來基金會接受的所有捐款收入中，企業捐款占到90%以上。這一比例顯然不容小覷。而查看基金會網站頁面上方羅列的各種公益基金，也多以企業冠名，呼應“社會責任、創造進取、以人為本、追求卓越”的16字價值觀，明白無誤地彰顯著企業慈善和社會責任之間的聯系。

　　 然而提及企業的社會責任，公眾第一時間想到的往往并非慈善。記者在隨機采訪的過程中得到了五花八門的答案：依法納稅、提高就業、保護環境，還包括“別坑蒙拐騙”……對于捐款等慈善事業，他們反倒顯出莫衷一是的微妙態度。公司職員小馮說：“地震的時候，大家都是看著比著捐，真正有社會責任的企業應該是一直低調做善事的企業。”

　　 當捐款在一些民眾的心里開始變味，企業社會責任的方向也該回歸了。實際上，日漸成熟的企業社會責任概念已經遠遠不止于捐助，更重要的在于對整個生產過程中涉及的利益相關方負責。具體而言，企業的社會責任要求企業必須超越把利潤作為唯一目標的傳統理念，強調要在生產過程中對人的價值的關注，強調對消費者、對環境、對社會的責任――這些對應的恰恰就是如前所述，公眾關注的企業社會責任。

　　 明晰了這些責任后，企業把針對這些方面的作為都寫進了社會責任報告。2008年5月，上交所要求公司治理板塊的公司、境外上市和境內公司三類公司必須在年報披露的同時，披露社會責任報告。同時要求社會責任報告內容至少包括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環境和生態可持續發展以及經濟可持續發展三方面。

　　 企業社會責任中國網則對其進行了更為細致的9項分類：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的產品和服務、循環經濟和節約經濟、顧客和消費者權益保護、員工權益保護、利益相關者參與、扶持弱勢群體、社會責任管理系統、供應鏈和教育供給。以艾利丹尼森的社會責任闡述為例，主要側重于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社區維系和基金4個部分，基本上可以在9方面的議題中找到對應項。

　　 林林總總的議題中并沒有哪一項直接提示慈善。它或許隱匿于某項議題之中，但也證明了捐助并非企業最主要的社會責任。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說，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應該是在賺錢之外最大限度地關懷和增進股東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會利益，包括消費者利益、職工利益、債權人利益、中小競爭者利益、當地社區利益、環境利益、社會弱者利益及整個社會公共利益等內容，既包括自然人的人權尤其是社會權，也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組織的權力和利益。
　　
 　　 中國式責任是企業的懈怠嗎？
　　
　　 2008年是很多中國企業第一次被要求披露社會責任報告。從實際披露情況來看，在必須披露的258家之外還有另外32家公司自愿披露。到了2009年，企業們對這一強制要求表現出了相當的興趣。數據顯示：從2009年1月1日到10月31日，中國的581家企業共計發布了582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已占到全球報告的15%――主動提供社會責任報告開始成為常態。

　　 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正視社會責任之后，今年1月底的第五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國際論壇上，中國新聞社社長劉北憲提出了“中國式責任”的概念，將社會責任這一舶來品蓋上了中國烙印。

　　 何謂中國式責任？國家開發銀行教育培訓局局長王沅說：“按照開發銀行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我們理解中國企業社會責任體現的就是‘中國’的核心，立足中國國情，秉承中國精神，探索中國道路，并且融入國際社會。”中糧集團副總裁董忠心說：“‘中國式’應該把過去的文明歷史文化傳承和現在結合起來，作為‘中國式責任’，利和義都要。”總結這兩種說法，“中國式責任”就是基于中國國情的社會責任――在盈利能力尚不如一些西方大型跨國企業的條件下，中國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方面的差距應當被客觀理解。

　　 “公司社會責任”一詞本就源于美國，1924年由學者謝爾頓提出。即便如此，企業社會責任在上個世紀80年代以前仍然指向贏利至上，相異的只是企業需要注意比賽規則。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在1970年的《紐約時報》上發表題為《商業的社會責任是增加利潤》一文，指出“企業的一項、也是唯一的社會責任是在比賽規則范圍內增加利潤”。他提到的規則包括以不污染、不歧視、不從事欺騙性的廣告宣傳等方式來保護社會福利；融入自己所在的社區及資助慈善組織等方面。而直到80年代以后，企業對員工、社會和環境的關注才真正普遍化。今天，在耐克、寶潔等大公司的網站上都能明顯看到有關社會責任的報告。以最直接可見的慈善事業為例，有統計數據顯示，早在5年前，美國企業和個人的慈善基金為社會提供的資助額度已經達到290億美元，是現在中國的60倍。

　　 歐美國家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上，走的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那么，當現在中國的企業接觸到這些日臻完善的企業社會責任理念時，是否可以避免重蹈覆轍，走出一條新路？

　　 現實是，中國也有自己的“即便如此”：理念的完善尚未形成氛圍，實踐也會遭遇經濟實力上的尷尬。

　　 一方面，社會責任在西方國家已經達成了一種共識。在那些慈善基金發展成熟的歐美國家，流行著一種說法：“企業家=慈善家”。人們在衡量一個體面的商人時，很少談論他賺了多少錢，花了多少錢，而更關心他對慈善事業捐出了多少錢。因此，西方的企業和個人在聚集了大量財富以后，第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通過慈善事業來改變自己的政治地位，獲取社會的尊重。而中國的企業真正自覺意識到社會責任的存在，恐怕要追述到市場經濟發展起來之后。即使今天越來越多的企業關注社會責任，整體的輿論氛圍仍然寬松。

　　 另一方面，“社會責任”被提出之時，西方國家的很多企業已經借助兩次工業革命實現了數量和規模上的迅猛增長，有余力為過去的不可持續之路買單。但今天中國的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實力還比較弱小。2009年公布的世界500強企業榜單，唯一上榜的內地民營企業只有江蘇沙鋼集團。在這樣的情況下難以要求他們也像歐美企業一樣把過多的注意力放在社會責任上。當然，學者對于國有企業應該承擔更大社會責任卻早已達成共識。劉俊海說：“國家出資企業是全民所有的企業。這就決定了國家出資企業要比其他企業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

　　 兩方面作用下，開啟“中國式責任”看起來應該是如王沅所說，是更立足于國情的務實之選。
　　
  　　責任也是一種競爭力
　　
　　 艾利丹尼森中國標簽材料部副總裁兼總經理李大剛介紹公司的三個基本原則：其一是以客戶為服務對象，提供品牌標簽方案，增強客戶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其二是注重慈善和開展公益活動，這包括對災區和希望工程的捐款，以及艾利丹尼森基金會設立的“發明創新”獎學金；其三是關心員工福利和職業成長，致力于提供一個安全一流的工作環境。

　　 三項原則中，后兩項其實都是社會責任的內容。

　　 艾利丹尼森傳訊及企業事務部高級副總裁戴艾妮說：“可持續發展是公司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其中包含兩個方面：環保的流程和產品、企業的社會責任。”采訪中她向記者表示艾利丹尼森的目標是“成為一家員工都希望來此工作的公司，維持社區內的良好關系對公司的業務發展也有幫助。”

　　 由此我們不難推斷出艾利丹尼森的邏輯：負責任地對待員工和社會，那么他們也會給你直接和間接的回饋――這樣一種良性循環就是公司的可持續發展之路，也構成了公司的隱性競爭力。

　　 責任也是一種競爭力。2007年國際智庫AccountAbility發布的第4份雙年報告――《2007年責任競爭力狀況》（下稱《報告》）包括了一個獨特的指數，用以衡量108個經濟實體在促進負責任的企業行為來提升國家競爭力方面的進展。名為“責任競爭力”的這一指數試圖衡量在一個國家經濟中的負責任的企業行為的程度，以及以此為基礎，它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建立全球市場競爭力。

　　 這份《報告》描述的是宏觀的國家，但國家里有千千萬萬個微觀的企業。對于企業界來說，責任競爭力也可以巧妙地把社會和環境成本轉變成可獲利的產品和流程。世界貿易組織的總干事帕斯卡爾?拉米在報告的開始部分突出強調：責任競爭力能夠創造新一代的可獲利產品和商業流程，而這些產品和流程是符合支持更廣泛的社會、環境和經濟目標這一規則的。

　　 要理解中國式責任首先要體諒中國企業的現狀。如2009年中國資本市場法治論壇上，眾多學者專家提出：通過財稅等一系列的外在制度設計，人性化地引導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比一味地強求企業負責更為務實。但如果換一種方式，讓企業認識到社會責任是一種競爭力，從而萌發自覺意識，可能是一種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