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人們不免有些吃驚，因為作為奧巴馬總統的“薪酬沙皇”（pay czar），肯尼斯·費因伯格（Kenneth Feinberg）目前的這個工作聽上去有些過于簡單了。他曾負責向“911”的受害者家庭分發近70億美元的聯邦基金，曾負責為2007年弗吉尼亞理工大學（Virginia Tech）槍擊案的受害者管理紀念基金，所以，與他此前的工作任務比較起來，為那些接受了聯邦救助資金的公司高管確定薪酬的工作，似乎過于刻板無聊了。

　　基于2009年國會通過的一項法令的授權，這位薪酬沙皇負責監督那些從“問題資產救助計劃”（the 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簡稱TARP）中“接受了特別金融援助”的公司。去年，這項法令覆蓋了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花旗集團（Citigroup）、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和通用汽車金融服務公司（GMAC）、克萊斯勒汽車公司（Chrysler）和克萊斯勒金融服務公司（Chrysler Financial）以及美國國際集團（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簡稱AIG）等機構。

　　費因伯格最近在沃頓商學院進行的一次演講中談到，他的工作就是為那些公司位列前25位的高管確定薪酬水平，同時，為那些位列26到100位的員工確定薪酬結構。此外，他還擁有“追回”（claw back）薪酬的通報權限，那部分薪酬是在自己去年得到這項任命前，支付給問題資產救助計劃資金接受者的。他會根據職位而不是某些模型或者公式來做出薪酬決策。“方法相當清楚：根據那項法令，添加數據，確保咨詢顧問的獨立性……這就是我們的工作方式。”

　　法律和命令

　　費因伯格的官方職銜是問題資產救助計劃高管薪酬的“特別管理員”（special master），他以華盛頓著名律師的精確法律術語描述了自己的工作。他談到，盡管這個過程已經被國會的法令清楚分解成了規范，不過，他也坦承，在一清二楚的薪酬數字背后，還存在著人性和人的價值，而人性和人的價值是無法輕松地整合到這個方法之中的。

　　“作為‘薪酬沙皇’，我在薪酬問題上學到了某些非常有趣的東西。”費因伯格談到。很多人“將高管的薪酬問題視為一個平民主義議題——這些公司中的高管掙的錢太多了，從物質生活的角度來說，他們并不需要這么高的薪酬。你到底想擁有多少輛汽車呢？你到底想建多少所住宅呢？你到底想度多少假呢？但是，問題并不是這么簡單的。我發現，在我們的這個社會中，薪酬是一個人價值的替代品。”的確，他在最近的工作中發現，薪酬“并不是衡量你能擁有多少汽車的標志，而是你自我感覺的‘晴雨表’……我從事的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工作，因為這是在你很清楚自己將會給別人的感受——他對自己社會地位的感受——帶來什么影響時，來確定薪酬水平。”

　　費因伯格是2009年6月得到這一任命的，10月，針對公司位列前25位的高管，他做出了第一個薪酬決策，并于12月宣布了第二梯隊高管（位列26到100位的高管）的薪酬計劃。這些決策實施以后，美國銀行和花旗集團全額償付了問題資產救助計劃的“特別援助” 資金，從而，它們不再歸他管轄，盡管花旗集團依然尚有部分資金沒有償付。“我的首要原則就是：償付納稅人的錢。”費因伯格談到。“美國銀行和花旗集團都一分不少地償還了欠納稅人的錢，連同利息一起，共計850億美元。其他公司依然還在管轄范圍內。它們是我2010年薪酬決策的對象。這些公司在最終清償納稅人的救助資金之前，將一直處于管轄范圍之內。”

　　費因伯格就這一點談到，他的薪酬決策有時候會得到額外的關注。“就公司高管薪酬問題展開的爭論來說，我的角色有很大的局限性。對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摩根大通公司（JPMorgan）、摩根士丹利公司（Morgan Stanley）、富國銀行（Wells Fargo）、瓦喬維亞銀行（Wachovia）（又稱美聯銀行）以及任何其他接受了問題資產救助計劃資金的公司，我并沒有強制管轄權。人們應該明白我獲得的授權的局限性。我只能介入公司獎勵的計算過程，而不能卷入涉及到薪酬的其他問題，比如，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革、監管改革等議題中的薪酬問題……旨在管理薪酬問題的整套方案與我并沒有什么關系。”

　　“簡單就好”

　　費因伯格談到，當他確定薪酬計劃時，必須遵循國會法令清楚闡明的那些原則。舉例來說，薪酬計劃必須要能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必須要防范企業的過度冒險行為，而且還必須要促進企業的長期績效表現和人們對公司的忠誠。“我不能懷有報復心理，不能有復仇的心態，不能懲罰他們。我必須要確保公司擁有恰當的人選，只有這樣，公司才能興旺發達，才能償付納稅人的錢。國會設定的某些原則就是我們的工作指南。”

　　費因伯格還進一步分析了以這些原則為指導的各項措施。比如，高管的薪酬并沒有什么保障；每年的現金工資不應該超過50萬美元；其余的薪金和獎金必須要以公司股票的方式支付，而這些股票不能立刻贖回。2009年的薪酬計劃規定，三分之一的股票兩年以后方可變現贖回，另外三分之一的股票需三年以后方可贖回，其余的則需四年以后才可贖回。“這并不是什么高難度的問題，這個規定相當簡單。”費因伯格談到。“簡單就好。我們不想讓你很快就拿到所有的錢，我們不想讓你的薪金有什么保障，我們想把你個人的薪酬與公司的成功捆綁在一起。這就是這種計劃發揮作用的方式。”

　　費因伯格認為，他的計劃會遭受公眾的很多反對，不過，他也談到，因為自己職責的范圍很窄，所以，他的計劃不會受到大規模的攻擊。“說到對薪酬的監管，我的權限實際上非常有限，我的權限基于這樣的事實：美國的納稅人擁有這些公司。對納稅人來說，作為這些公司的債權人，通過一個代理人來監管他們的薪酬是很好的方式。從樂觀的角度來看，這也是為什么我的工作沒有受到公眾多少批評的原因。監管薪酬的并不是政府，而是公司債權人，不過，債權人恰好就是政府，這對人們來說有很大的不同。”

　　然而，費因伯格的履職引發的可不只是某些議論。去年秋季，當花旗集團這個銀行業大型聯合企業將其頗為賺錢的能源交易公司菲布洛（Phibro LLC）分拆出去時，花旗集團的某些投資者就表達了不滿，據稱，這次分拆的起因是這個公司的天才交易員安德魯·霍爾（Andrew Hall）的巨額獎金和薪酬協議，為此，費因伯格對其進行了審查。幾個月之后，據彭博社（Bloomberg）報道，盡管美國國際集團得到了1，823億美元的政府救助資金，但該公司依然發放了1.65億美元的“留賢”獎金，在這件事上，費因伯格擺出了防守的姿態。

　　就菲布洛公司的交易而言，費因伯格堅稱，花旗集團可以做出自己的決策。“我告訴花旗集團，（這樁交易）使集團中的個人和菲布洛公司面臨著很大的風險。但是，如果他們執意要那么做，就必須提交位列前25位的高管名單，我將照章辦事。最后，他們將菲布洛公司賣掉了……如果花旗集團想把菲布洛公司賣給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那是他們自己的事情�；ㄆ旒瘓F本不必那么干的，他們本可以說：‘費因伯格先生，請設定我們的薪酬標準吧。’”

　　現在，棘手的問題出現了

　　另一方面，美國國際集團的合同則一直是他“最為棘手的問題”之一。費因伯格談到。“因為有些美國人會說：‘不必尊重那份合同。’但是，我確實不能那么做。我不能讓那些受到美利堅合眾國憲法保護的合同作廢。”盡管他發現，那些合同既“令人厭惡”，又“駭人聽聞”，但是，終止那些合同，并宣布那些合同作廢，“并不是可選方案。”費因伯格談到。“政府，尤其是財政部，是否應該對每個人都認為應該履行的舊有合同提出質疑，并廢止那些合同的問題，處理要極為謹慎。你不能那么干，因為那是糟糕透頂的公共政策。”

　　“那么，我該怎么做呢？”費因伯格問道。“我會查看法律文件……法律給了我三種選擇。”第一，是廢止那些合同。“我不會那么做的。人們會說：‘那可是社會主義式的行為，是獨斷專行的行為，那是出爾反爾的行為，而且是錯誤的行為。按照法律規定，那些合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另一種選擇是，針對那些合同重新談判。“我已經嘗試過了。‘美國國際集團，你們為什么不把合同中規定的獎勵轉變成股票呢？從長期來看，它們以后會變得更值錢的。’美國國際集團回答說：‘不，我們就想要屬于自己的錢。’好了，如果你們想要錢，那就只好這樣了。”

　　剩下的還有第三種選擇。費因伯格談到，根據法律，如果“特別管理員”必須要尊重一個尚在執行的留崗合同的話，那么，他“可能就會在計算未來的薪酬時，將合同中的金額考慮在內。”當談到自己與美國國際集團后來的對話時，他揚起了眉毛表示不滿，費因伯格回憶說，美國國際集團說：“‘我就想執行那份50萬美元的合同。’沒問題，你有繼續執行那份合同的資格。那好，這樣我們就得把你2010年的薪酬減少50萬美元了，這就是我使用的‘杠桿’。”

　　最近幾周，美國國際集團實施了幾個清償其債務的步驟。3月1日，公司宣布了出售其亞洲人壽保險公司的計劃 ——公司以大約355億美元，將美國友邦保險公司（American International Assurance）賣給了英國的保誠保險公司（Prudential）。一周以后，美國國際集團稱，其旗下的美國人壽保險公司（Americ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以155億美元的價格賣給了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MetLife）。 “這樁交易是向清償政府債務邁出的重要一步。”美國國際集團董事長哈維·格魯伯（Harvey Golub）在第二樁交易計劃披露之后的一個聲明中談到。

　　據彭博社報道，后來，3月15日，美國國際集團削減了大約2，100萬美元的“留崗薪酬” （retention payments）。美國國際集團的員工承諾，將退還去年根據有爭議的留崗合同得到的4，500萬美元薪酬，但是，直到最近，美國國際集團并沒有退回這些金錢。費因伯格發誓說，如果他們不能將自己承諾的數額退還，就將削減他們2010年的薪酬數額。

　　費因伯格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除了要確定2010年的薪酬計劃以外，他還要貫徹實施國會法令的追回條款，也就是迫使公司退還以前給付的薪酬。“高管償付了債務并不意味著公司就能免除審查了，我還是要追回以前給付的薪酬的。”費因伯格談到。“我現在還沒那么做，至于說我是否會那么做以及我會做到何種程度，還要以后再看。國會的法令要求我要從每一個問題資產救助計劃資金的接受者那里獲取數據。”這也是他正在從事的工作。他會“與他們談判呢，還是會追回已經給付了的那些惡名昭彰的薪金呢？都有可能。大家可以關注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中，我將如何行使自己的決定權。”（© 世界經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