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罕見的冰雪天氣給城市交通造成很大壓力，環衛工人作用凸現。新年伊始，北京東城區環衛工人王長榮“浴雪”奮戰4天，持續工作近100個小時，因勞累過度倒在了掃雪除冰的現場，被媒體稱為“當代時傳祥”。然而，當王長榮經搶救脫離生命危險之后，其身影很快從媒體的視野中消失了。于是我就懷疑，稱王長榮為“當代時傳祥”，是否在刻舟求劍。

當年，掏糞工人時傳祥的事跡傳開后，受到普遍尊重，也讓人們感悟到新社會的勞動光榮。但是當王長榮在醫院搶救時，人們的關心卻不無憐憫。當然，以王長榮為代表的廣大環衛職工素有的樸實、實在、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的優秀品質依然值得稱頌；然而如果這種稱頌僅僅停留在讓他們“只講奉獻，從不索取，能打硬仗”的層面，用市場規律來看，無疑是在坐食人口紅利。毫無疑問，稱王長榮為“當代時傳祥”意在倡導為社會、為群眾勇于犧牲奉獻的精神，這種精神在“誰發家誰光榮，誰受窮誰狗熊”的觀念登堂入室之后，我們已經久違了，應當將其找回來。問題在于，當一種寶貴的精神丟掉之后，如果以為憑著歷史的印跡就能找回來，那就是刻舟求劍的“當代”版。

刻舟求劍的可笑并不在“劍”，而在于求。當年的時傳祥與“當代時傳祥”之間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同樣寶貴；只不過在我們回顧時代曾經的“標記”之際，歷史的落差已經形成。有關資料表明，2009年環衛工人的月工資成都的是650到700元、南京的800多元、沈陽的正式工900多元，較高的上海也不到2000元。而同期央企高級管理人員的工資如何呢，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先生證實，平均薪酬“也”就是六十萬元左右。

“也”字的引號是筆者加上去的，為的是強調一種口氣，那可以解讀出一些弦外之音：其一，與華爾街的商業精英們的收入相比，這遠沒有與國際接軌；其二，這已經是在執行“限薪令”之后的一種克制，否則遠不該低于這個水平；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國經濟的發展應該感謝商業精英們的“廉價”奉獻。盡管這種公開為央企高管天價薪酬的辯護表現的小心翼翼，依然無法遏制人們對“灰色收入”、職務消費的豐富聯想。況且這指的是“平均”薪酬，不知道有多少包括抄表工、前臺小姐在內的外圍人為核心成員薪酬的攤薄做了鋪墊。即使按照六十萬元的平均數計算吧，那也是環衛工人的年收入的數十倍、近百倍。相比之下，現在的環衛工人與駱駝祥子差不了多少，將他們的代表譽為“當代時傳祥”，媒體即使有弘揚時代主旋律的英雄豪氣，也只能產生悲天憫人的慈悲效果。

歷史的落差如果是“自然”形成的，我們甚至可以為這種刻舟求劍叫好，因為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收入相比，即使接近最低工資收入水平的環衛工人，薪酬也提高了十倍以上。而我們所說的歷史的落差是人為因素的扭曲造成的，是貧富兩級分化背后價值觀念的扭曲。應當承認，包括央企在內的經濟實體，無論是規模還是盈利能力都今非昔比。但是我們不要忘了，經濟規模的擴大與盈利能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不斷剝離社會職能，減輕歷史包袱后形成的。在這個過程中，人們被分成了體制內與體制外兩大部分，形成了圈內有圈的土圍子。人們的社會地位和收入更多的取決于在體制內外的劃分、淘汰，以及能夠進入哪一個層次的圍子或者圈子。在這種情況下，就難以拿當年時傳祥的社會和經濟地位說事。

嚴寒還沒有過去，當我們慶幸環衛工人為城市生活帶來便利的時候，對“當代時傳祥”不能只是抱著一種憐憫心。提高勞動收入水平的訴求是已經提出來了，問題在于，當人們被分割成一個個小圈子的時候，如何能夠陽光普照，打破既得利益圍子在勞動分配方面的失衡和相互扯皮。尤其是在歷史落差已經存在的情況下，嚴肅面對歷史落差，努力縮短歷史落差，才能使“當代時傳祥”們真正感到欣慰。否則，我們正在刻舟求劍的，不僅僅是時傳祥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