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養廉”話題，爭議頗多，論者各執其詞，莫衷一是。筆者拋磚引玉，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愿與讀者共同探討。

　　為什么提出“高薪養廉”

　　“高薪養廉”這個話題不是現代人的新理念，其實古代早已有之，那時叫做“厚薪養廉”。

　　古今中外，都存在程度不同的貪污腐敗現象。于是，人們就想出各種整治官吏腐敗的辦法，“厚薪養廉”或“高薪養廉”就是其中的一種辦法。

　　腐敗現象在經濟尚不發達的狀況下，主要是由于官吏工薪偏低而造成的。西漢宣帝結合他治吏的經驗說:“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宋代王安石也曾指出，一般下級官員俸祿之薄，不足以應付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是促成貪污腐敗的重要原因。

　　在國外，新加坡領導人一再指出，如果是在建國初期的非常年代，要求官員多作犧牲，多講貢獻，那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但是，在進入和平建設年代后，如果繼續這樣要求政府領導人，那就是很不現實的一種理想主義的做法。他們堅持認為，薪酬過低，就不可能保持政府廉潔。所以，他們提倡“高薪養廉”。

　　在我國，建國初期實行的是低工資廣就業政策。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低薪政策很快就顯現出它的弊病來。那就是不能激勵競爭，人們的積極性調動不起來，生產發展遲緩，腐敗現象滋生、蔓延。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農村一些干部工資很低，卻蓋了房子。哪來的錢?這是不言而喻的。一些干部由于薪金低，家庭負擔重，而手中又握有實權，就容易產生以權謀私、權錢交易。

　　高薪養廉的觀點提出后，有人又簡單地以為，只要政府給“高薪”，就能養廉。其實，這是一種誤解。“高薪”只是養廉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在和平建設時期，采取低薪制，容易產生腐敗;如果采取高薪制而又沒有相應的制約措施，高薪仍然不能保證官員廉潔。

　　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企業的管理人員也就是“白領”薪酬一般較高的情況下，“高薪”對公務員的吸引力不大，遠不能滿足一些官員的私欲。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仍依靠“高薪”政策來養廉就未必能奏效。這時，必須依靠嚴密的管理和有效的監督。

　　“高薪”如何界定

　　關于給官員多少薪酬為宜，古人有個說法。王安石認為，在官府里當差的老百姓，“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即他們的俸祿要趕得上他們種田的收入。然后，俸祿逐級增加，“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于貪鄙之行”。這就是說，給官吏的薪酬，不僅要保障官吏本人的衣食水平，使之無凍餒之虞，還應滿足其贍養老人、哺育兒女及日常交往之需，使其全心從政而無后顧之憂。

　　在現代，隨著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官員的薪酬就不能以“足以代其耕”為標準了。那么，多高的薪才叫“高薪”?才能養廉?筆者認為，“高薪”不能理解成一個絕對的數字。新加坡總理年薪約82萬美元，我們哪能比得了?“高薪”應根據各國的國情尤其是經濟實力而定。根據高薪養廉原理，“高薪”要高到足以使官員珍惜其“高薪”差事，而不敢輕易去貪污，即王安石所說的“足以養廉恥而離于貪鄙之行”。因此，單就工薪高低而言，理應是薪金越高腐敗越少。香港有一富翁被歹徒傷害，愿花5萬元港幣請警察破案，警察沒有收，說:“案子會給你破，但錢不能收。”我認為這樣做不一定是辦案的警察思想好，主要是因為香港警察的工薪也很高，他們怕丟失這份“高薪”美差。這就是“高薪”起的作用。如果官員薪酬太低，尤其是在市場經濟的今天，公務員的工資和公司企業管理人員的薪酬相差懸殊，那就有可能去貪污受賄了。

　　建立科學的管理機制

　　有人認為只要思想好，就不會貪污，如方志敏等。不錯，思想好固然不會貪污，可是全國有千千萬萬個干部，怎么可能人人的思想都能像方志敏呢?何況，人的思想是會變的。解放初期，絕大多數干部都是好的，但到了后來，隨著形勢的發展，一些干部的思想起了變化。有人經得住真槍實彈，卻經不住“糖衣炮彈”，于是出現了“59歲現象”。

　　為了防治腐敗，如果總是把希望寄托在思想好或者像包拯那樣少數清官身上，那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作為一個政府，為保證全體官員的清廉，必須建立一套科學的、嚴密的廉政管理制度，來約束官員，使他們無漏洞可鉆而無法貪污，以此遏制腐敗之風。

　　貪污腐敗是由于權力過大、濫用權力所致。因此，我們要把權力化解到科學管理制度之中，變領導決定為制度管理。也就是說，將原先由領導者個人決定執行，變成領導者為組織者和執行決議者。這時領導者的職責在于，根據上級精神、原則，經過集體討論決定，制定具體政策、規則、審批標準程序等并公之于眾。然后，按這些標準程序辦事。符合條件的，限時批準，不需要上級批條，更不需要“托人情”、“找關系”。比如，福利分房之初，公房由管房者配給。后來改由分房委員會集體討論，制定評分標準，然后由高分到低分，按分數高低選房。這種做法，就是把少數人的決定權，化解到具體規則之中，做到公平、公正、公開。

　　干部的選拔、任用，如果只由個別領導選定，就會有諸多弊端:如不能從廣泛人群中選出真正思想好、有才干的能人;再如容易被人用來以權謀私，進行買官賣官，斂取錢財。因此，必須把選拔、任用干部的權力交給人民。讓人民自己選擇自己信得過的、德才兼備的優秀干部。

　　現在，我們的干部任用和待遇往往是“職務只上不下、薪金只增不減”。實行“高薪”制后，就要按職務高低、能力強弱、貢獻大小給予相應薪金。在官員任職期間，實行定期考核。如果他工作能力強，能創造顯著政績，就要給他高薪;如果他能力差或不作為，那就安排與他能力相當的職務，降到相應職務的薪金。

　　建立多層次多方位的監督機制

　　權力缺乏監督，必然導致腐敗。因此，為保證高薪養廉能實現，必須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那么，誰來監督?怎么監督?現行的是上級監督下級，以及設立專門的監督機構。這是應該的，也是必要的。例如各級黨的組織設紀檢部門，各級政府設監察等專門機構，對黨內和政府官員進行監督�？扇缃癜l現，監督別人的干部也會發生腐敗，那么又要誰再來監督他們呢?所以，單靠黨政機關的內部監督是不夠的，還必須依靠不受政府制約的外部力量，進行多層次多方位的監督。特別是要調動各方群體檢舉揭發腐敗的積極性，形成強大的反腐陣勢，圍而殲之。

　　反腐敗，發揚民主是至關重要的。在封建社會里，由于沒有民主，管理監督又跟不上，所以，企圖用“高薪”來養廉，就很難從整體上實現官員的廉潔。

　　新修訂的《人民檢察院舉報工作規定》，給予舉報人以精神和物質獎勵。這是一項調動群眾積極舉報的好措施，應該發揚。但國家對舉報人要有立法保護措施，保護舉報人及其家屬的人身、財產不受侵害，使此項政策得以順利實施。

　　輿論監督是人民群眾監督的重要部分，媒體要充分發揮在反腐敗中的作用。許多腐敗問題，正是首先由媒體曝光，才得到領導的重視和解決。

　　思想道德教育不能放松

　　在官員管理上，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只能起到強制和約束作用，使官員克制腐敗犯罪行為，免于受到懲罰，使其“不敢貪”;運用經濟手段，保障官員過上相對體面的生活，使其“不必貪”。但嚴刑峻法和高薪養廉，都不能從思想上解決根本問題，使官員“不想貪”。所以，高薪養廉也好，依靠法律制度反腐也好，對官員的思想道德教育都不能或缺。

　　十年“文革”動亂，導致思想陣線發生混亂，“造反有理”、“打砸搶”成風，造成信仰危機、是非不分、無所適從;不講真理和信仰，不講正氣與文明。改革開放以來，政治思想教育又有所放松，向錢看的風氣有所抬頭，只認錢不認人。要改變這種社會風氣，讓人人講道德講文明，讓官員遵守職業道德，就必須加強理想信念和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在全社會尤其是官員中宣揚好人好事，多宣傳焦裕祿、沈浩式的好干部好榜樣，樹立新風尚。使每個干部都樹立崇高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和金錢觀，正確對待自己的待遇問題，充分認識貪污腐敗的可恥和所產生的嚴重后果，以此自覺地約束自己的行為。

　　(作者系福州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