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備受矚目的是中國平安董事長兼CEO馬明哲的薪酬，2009年輿論的焦點則對準了中海油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傅成玉，今年伊始，華遠地產的任志強以707.4萬元的年薪成為眾人熱議的對象。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問題一直是一個熱門話題。

　　受益于中國經濟在全球范圍內的率先復蘇，2009年企業高管的薪酬也逆轉了2008年的艱難時世減薪降薪的局面，跟之水漲船高起來。

　　美世（MERCER）最新的“亞洲高管薪酬快速調查”表明，計劃要在2010年實施高管基本薪酬提升的企業出現了大幅增加（從2009年的30％增加到了目前的65％），這一情況在中國更為普遍。

　　但經歷過金融危機的大眾對高管工資的敏感度比以往更高。

　　高薪高管的“委屈”

　　“我實際的工資大約低于公布年薪的十一分之一，但我按國資委的要求不會公布具體數字的，反正不如我的講課費多。”面對公眾的熱議，任志強在自己的博客中委屈地表示。

　　他說，每年初國資委的總結會上會考核上年、簽約下年指標，并發個內裝工資標準小條的信封，并且是互不公開數字的。

　　這張考核單才是“圣旨”決定著任志強的“俸祿”。

　　“名義工資與實際工資是兩回事，國資委讓拿多少我才能拿多少。”任志強在博客中說，“特別是名義收入與實際收入之間的差別。名義工資（上市公司公告的工資，這是股東給的）與實際工資（即國資委實際讓領的工資）是不同的。”

　　任志強稱，其“公告年薪”在1996年就超過了700萬元，并在報紙上公開刊登過，而十多年之后他的年薪并沒漲，而且，這一年薪也是經歷了上級主管部門多次審查與詢問的，是公開透明并經批準的。

　　對于中海油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傅成玉的天價薪酬，中海油的解釋是為了照顧海外投資者的心理。所以，面對海外投資者宣布傅成玉收入是1204.7萬元，讓廣大海外投資者放心，傅成玉在如此高薪的激勵下一定會盡心盡責，而在內部傅成玉再把收入“自愿”捐給了母公司，安撫了國內人的心。

　　“這是中國特色的高管薪酬現象，在央企特別是海外上市的央企中經常出現。”對于這種國企高管名義薪酬和實際薪酬不符的現象，美世負責亞洲區高管薪酬和長期激勵業務的鄭偉博士告訴記者。

　　他認為，由于中國的國有企業高管的任免并不是由市場機制形成的，他們的任命與政府官員類似，所以會出現國資委規定實際薪酬上限，名義薪酬超過實際薪酬的現象。這是中國經濟過渡時期的現象，隨著市場機制的完善和法律法規的完善，會有所改變。

　　不過正略鈞策管理咨詢合伙人李必峰認為，中海油等央企完全沒有必要把公布的高管薪酬定得那么高，關注中海油的海外投資者也會知道它的國企身份，能理解中國的薪酬狀況。

　　“薪酬的制定應該和高管的貢獻大小相關。如果中海油需要從殼牌、BP引進人才，則可以考慮參考國外相關企業的薪酬水平。”李必峰說。

　　被低估的薪酬？

　　對于中國央企高管薪酬的水平，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李榮融在出席第十一屆北京大學光華新年論壇時表示：“現在薪酬定得并不高，平均薪酬也就是60萬元人民幣左右。”

　　李必峰同意李榮融的說法，“平均60萬的確不多，四大行的高管100萬~200萬左右的年薪是比較合適的，即使不跟國外同類的企業相比，也可以跟國內的民營企業相比，比如蒙牛和伊利，企業創造了幾億的利潤，高管也可以拿到100萬、200萬的年薪。”

　　當然李必峰說的不多，指的是高管們的實際薪酬。

　　但即使就公告上公布的名義薪酬而言，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華夏基石管理公司彭劍鋒也認為中國上市公司經營者整體被嚴重低估，其薪水與其貢獻不成比例。

　　華夏基石成立了高管激勵研究中心，一直從事高管薪酬的研究。彭劍鋒認為中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平均達到國際水平百分之十幾。按行業看，航空、運輸等行業差異較大，稍微接軌一點的是金融業。

　　“按照我們的推算，國航高管跟國際接軌的理論薪酬應該是1400萬，但他們實際上只有80萬；神華應該是3700多萬，但只拿到300多萬；中國鋁業應該是1500萬，但也只有130萬。”彭劍鋒說。

　　他的研究表明，中國企業高管貢獻被低估的企業占到70％~80％，實際薪酬與理論薪酬基本一致的占15％~20％，而高估者只占到3％~5％

　　但是，彭劍鋒也認為，這種比較需要有兩個前提，一是高管的流動必須市場化，如果這個職位全球招聘的話，應該是怎樣的一個薪酬水平。在國際人才市場上，薪酬高低就是能力和地位的象征。但在中國，國有企業高管人才目前并沒有市場化，更談不上國際化，主要還是行政任命，因此，其待遇也同樣無法完全市場化。

　　“此外，由于中國國企的高管物質待遇雖然和國際相似公司相比不高，但是中國國企的高管是有行政級別的，他們所持的級別可以讓他在體制內流動，而且這種政治聲望帶來心理價值的認同有時比物質待遇更具有吸引力。”彭劍鋒說。

　　另一個前提是，中國和其他國家物價水平的差別，美國的最低工資水平跟中國的最低工資水平差距還是很大的。

　　“因此就這兩個前提看，中國企業高管的薪酬水平并不算低，還是合適的。”彭劍鋒表示。

　　低薪同樣被質疑

　　一邊是輿論訝異部分高管的高薪，另一邊有些高管薪酬過低也同樣引起質疑。

　　擁有上千億流通市值的五糧液，上市公司董事長唐橋年薪卻不足10萬；而同樣是白酒巨頭的茅臺，董事長袁仁國的薪酬為200多萬元，相當于五糧液的20多倍；這讓投資者感覺五糧液高管的薪酬低得“不可思議”。

　　“這是歷史原因形成的。”李必峰說，五糧液是比較老的國企，原來的工資水平比較低，又一直沒有進行薪酬體制改革。另一方面就人才結構來說，除了銷售人員以外，可能知識技能要求不高，因此人才也沒有充分的流動。

　　此外，李必峰分析，可能地方國資委也注意到平衡，因為當地的工資水平不高，所以避免拉大高管和員工的差距。

　　除了五糧液，如果你去看2009年上市公司的年報，你會驚訝地發現有些上市公司高管的薪資比一般白領還要低。

　　在去年媒體披露的最窮總經理排行榜中，其中排名前3位的是ST秦嶺總經理王清海年薪只有7920元，川化股份總經理李楓2.46萬元，平均下來一個月只有2050元，常山股份總經理肖榮智年薪3.98萬元。

　　過低的薪酬，引起公眾的質疑是：如果高管在企業拿的只有這么一點，那么有些上市公司的高管可能在上市公司以外存有副業，或者是自己在外面另起爐灶，或是利用上市公司的便利做些事情，那么這樣對于上市公司是極其不利的。

　　彭劍鋒也表示，他所了解到的一些區域性的上市公司雖然年薪不高，但是各種福利不少比如房補，此外職務性的消費也不低。

　　“公眾這種擔心是有可能的。”李必峰說，高管拿如此低薪，積極性必將大打折扣，也容易讓高管在企業之外發生尋租行為，通過其他途徑或者是利用職位之便去得到一些灰色收入，那么腐敗問題肯定很容易出現。

　　他認為，如果企業要走向世界，參與國際競爭的話，不管是名義薪酬還是實際薪酬，太低都不利于吸引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