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福利國家的爭論由來已久。對于普通百姓而言，有福利總比沒有強，所以都贊成福利國家。但是對專家來說，他們多了一層思考，提出的懷疑很多。最基本的一個問題是，福利所用的錢從哪里來？又用到了哪里？

福利國家無非是一種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它好不好要看稅是從誰手里征的，又花給了誰。如果是從較富裕的階層手里征的，又用到了較貧困的人群，它糾正了過大的貧富差距，這樣的福利有可能是好的。

我用“有可能”，說明并不一定，因為它還有不良的副作用。如果稅是從一般群眾手里征的，又用到了一般群眾身上，這種福利政策就多此一舉。它沒有改變收入分配，剩下的只有那個不良的副作用。更壞的是從低收入群眾手里征稅幫助高收入人群，它愈加惡化了收入分配，又降低了效率。就我國的情況而言，恰恰屬于后一種情況，我們的福利制度惡化了收入分配，而且還有不良的副作用。

不良副作用是什么？就是改變了人們努力的方向。在市場經濟中，人們努力去賺錢，也就是創造財富。而在福利制度中人們努力去鉆空子。交錢的時候躲著走，分福利的時候搶在前。整個社會的奮斗方向被扭曲，從財富創造變到了財富分配，人們的力量用于互相抵消的內耗，不能增加社會財富。

根據多數稅務專家的看法，我國稅制是不利于窮人的�；蛘哒f，窮人交的稅從占收入的比例上看比富人多。比如窮人的收入中有25％交了稅，而富人只交了18％。因為我國的稅收收入主要與商品的流轉有關，也就是和百姓的消費有關。

個人收入調節稅本是用來糾正貧富差距的。但是我國的收入調節稅根本起不到這樣的作用，因為富人多數都通過各種途徑各種名目逃稅，事實上這部分的稅收主要是從工薪階層征得來的，它起了反調節的作用。要糾正這一稅收所造成的扭曲必須從稅制上想辦法，這是另一個大問題。

如果稅收沒有扭曲，也還有支出方面的問題，即政府用于福利的錢花給了誰。如果是花給了一般老百姓，從大家手里拿錢再用給大家，這就像前面所說的多此一舉。而且錢從大家手里兜了一圈回到大家手里是有漏損的。不但有征稅和再分配的行政成本，還有貪污腐化的腐敗成本。

此外，只有當福利開支用于低收入人群，這樣的福利才是有意義的。不過，福利措施的對象一定是最低收入的人群，不是中低收入的人群。道理很簡單。有限的錢應該用于誰的身上，不用于最低收入的人群而用于中低收入的人群，把最困難的人置于不顧，顯然是沒有道理的。當然，如何確認誰是最低收入是很困難的。但問題往往不是確認的困難，而是根本的方向性錯誤。

我們分析清楚了福利款是從哪兒來的，又用在了哪些地方，在這種情況下，是誰贊成福利國家？又是誰反對福利國家？利害清楚的情況下，贊成福利國家的是那些收入比較低的人，他們有望從國家的福利政策中獲得好處。反對的是那些收入高的人，因為他們的收入有一部分給了別人。如果舉手表決的話，低收入的人占多數，所以福利國家的建議往往容易在議會中通過。福利政策能夠緩解貧富差距，對社會安定是有益的。當然，高收入者也不會強烈反對。因為他們對福利政策中的那點好處不大在乎。

 但是社會中難免有人會利用福利政策偷懶。能夠工作的人也不工作，靠福利補助過日子。對高收入的人，高福利會降低他們掙錢的積極性，因為多掙的錢給別人花了。結果是社會的失業率居高不下，社會財富的創造減少，社會彌漫著懶漢思想。這就是福利國家的副作用，也是目前西方福利國家確實存在的怪現象。要改變這一狀況，必須降低福利標準。實際上就是回歸到一般國家而非福利國家。

但是經驗告訴我們，一旦福利水平上去，就很難再降下來。選擇福利水平并不是很自由的。它往上走容易，向下走難。所以我們對是否要增加福利要保持警惕。高福利水平容易通過還因為它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其實，即使高收入的人也需要安全保障。萬一他的收入降下來，如果有福利保障顯然更安全些。這也是福利國家的一個副作用，但那是好的副作用。究竟怎么選擇，就看多數人感覺怎樣。但是這種感覺應該有更多的理性成分。我們應該注意并加以引導，盡量避免和警惕福利國家的副作用。